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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野正在消失  
 杜永利

1.
端午节回家，母亲说：“去锄一锄地吧，棉花要荒了。”我长久对着电脑，是该舒展一下筋骨了，再者几年未下地，着实对农耕生活念得慌，便欣然答应。
推开杂物室的木门，一股淡薄的尘土气味扑过来。阳光从窗子穿过，沿路和岁月的碎屑打着照面，我迟疑几秒还是跳进了飞舞的尘埃。铁钎、镰刀、斧头都落寞地倚着墙壁，像去到时光以外的亲人。我把锄头摇醒，拂去木柄的尘土，有些松动，便在他脚踝处缠上“绷带”，再给他穿好“铁鞋”。我扛着我这亲人，走向我们的棉花地。
这块地只有两三分，和相邻的几块地一样，原是合作社时代留来专门种菜的。那时相邻的两条街组成一个队，一起下地劳动，后来分地了邻里的地还是相挨着，这家见那家没有改种粮食，便也跟着继续种菜。邻居们常结伴下地干活，冬天到了，东家搭了西家的车，将几畦白菜收回去，过年和肉丸子一起煮，吃得喷喷香；而西家借过东家的铲，把那几垄萝卜挖了去，院子中间埋了以防冻坏，过年再挖出来，和葱姜猪肉一起剁。其他季节则有松土、播种、浇水、拔草、收蒜、拔葱等等，无论做什么都是相互帮衬着，也相互较着劲。“这家娘们儿真勤快，瞅瞅这韭菜多粗壮！”说话的男人在外挣钱，他女人听了就不服，担起扁带就挑两桶肥料过来，接着又浇水。过几天再看，嘿，两家的韭菜竟不分伯仲了。真是应了那句“人勤地不懒”。
那时我非常喜欢来菜地，这里的红萝卜水灵灵，就着井水一洗，满口清秋好滋味。除了吃，劳动时候的热闹和人们互开的玩笑也吸引着我。蜚短流长在自然的天地里自惭形秽，只有诸如“东头李毛家添了胖孙子，嘿，真有福气”之类的的细细碎碎，而这正是生活。
如今我又一次站在菜地，却找不到曾经那条瘦如脊骨的小路。它在岁月里遭受了没顶之灾，和水沟、老井一道被人们的锄头推平。大地又一次平整，几十年用丰收喜悦踏出的路，就那么无声无息被抹去了。如今改种耐旱作物，比如棉花、红薯。人们不需要经常下地管理，路自然不需要了。而水井是早就瞎了——这几年也不知怎么回事，地下水位下降得厉害。

我穿过邻居的早玉米，他们的叶片抽打着我，很疼。力是相互的，他们也疼。这群守卫自己河山的将士，显得多么力不从心：两百米以外的塔吊旋转得正欢。长矛的红缨在风里抖动，像是说着英雄末路的悲壮；而他们的干粮总是鼓鼓的塞了一行囊，这土地肥沃慷慨又无奈，纵使送其赴死也要他们做饱死鬼。
来到自家棉花地，果然是荒草没膝了。母亲那般勤劳，很难想象她居然能容忍自己的庄稼荒芜。我吐了吐沫湿润自己的手掌，之后背对太阳挥舞锄头。我在母亲的土地指点江山，却没有运筹帷幄的底气：棉花太矮，我必须小心才不至于误伤。遇顽固之草我得集中兵力，多流汗水，多磨水泡，这如两军对垒多日，忽一方强攻，怎奈敌兵早有准备，于是伤亡惨重；遇身陷敌营战友我又得丢了锄头亲自出山，俯下身来轻拉硬拽草藤，这无疑是军师的唇枪舌剑，软硬兼施……虽汗流浃背，但总算是大获全胜，我再一次找到劳作的快乐，在夏日难得的爽风里环视疆土。
可是很快我就发现自己不过是孤家寡人，心里无可遏制地生发滔滔寂寞，邻居们都到了哪里呢？你看那家汹涌澎湃的草浪，你看这家萎靡不振的烟草。现在是夏天，正是草木葱茏、蔬菜丰收的好时节。记得前几年，地里的人很多，蔬菜和人比着热闹。豆角垂地如杨柳，辣椒红红，黄瓜挂满架子，茄子压弯了枝头。尤其是下了一夜雨，雨里少量的硝酸相当于氮肥，第二天一大早，你必须拿了大麻袋才装得回去。可是后来，雨水酸度变浓，一下雨蔬菜必被烧死。这是人们改换作物的原因吗？
我和玉米一样，茫然看着不远处的塔吊。
2.
每次回家都是周六傍晚，父母还在外村的工地上工。我煮些玉米糁，等他们回来。常常快八点了，街门才有响动。大热天的，他们归来时已经筋疲力尽，如果我不在，他们很可能就把晚饭凑合过去了。我上班之地是小城市，但节奏已经很快，人们挤着公交，早餐常常是在路上下肚，而且晚上常常要加班。这可以理解，城市向来如此，但村庄被快节奏攻占实在让我深感意外。想不清楚从哪一年开始，父母早晨也开始匆匆行动，啃着硬馒头，三下五除二便把面汤倒进胃里，去村口等包工头的四轮车。
村口在清早和临晚是最喧闹的，去工地的泥瓦匠、小工，去县城工厂的临时工一拥而出，电动车挡了四轮车，自行车堵了面包车，于是喇叭群起，刺耳与闹市区无异。
最近几年，经济大潮从城市一路奔袭而来，席卷乡村，人们都喜欢了攀比，挣钱多的人鼻子都朝天。这种风气下人人想着挣大钱出人头地，于是小厂子如雨后春笋般冒出了无数。它们一律拥挤在通往城市的干道旁边，好似乡村的喉咙患了食道癌，害得农田一瘦再瘦。这些“肿块”多是为了配合城镇化进程，建筑业火得不行，那洗沙场、石粉场、木料厂必然要开个十家八家。
土生的厂子多是不成气候的，而被城市淘汰的电厂、橡胶厂等却可以盘踞一地，枝繁叶茂。它们极受地方欢迎，官人都要抢的，一旦抢到手就神仙一样供着，划地盖厂优惠多多。
邻村引进一座铅厂，开始官民两方都热捧它。失去土地的村民可以承包建厂工程，我某个亲戚就是其中一位。他把我父母及众亲朋招致麾下，大干一场，收入多少不知，反正在县城买了房子，也有车了。受到好处的人很多，能进工厂的都进了，村民大抵觉得当工人比当农民有光彩，过年过节还发大米，故而都欢喜。进不了工厂的就在厂外开饭店、理发店：发展服务业也挺挣钱。
那几年原本僻静的小村简直成了经济中心，十里八乡的都往那里送货物。但是好景不长，最开始是几名小学生查出血铅超标，接着大家都去查，结果大为惊慌。谈判无果，开始堵村口，不让工厂的货车出入，激烈之时甚至砸车。全市武警出动，封村抓人。村民叫来电视台记者，该记者却被阻挡在警示线以外，最后怏怏而去。那时我上初中，有几位同学回家被拒，他们从麦地悄悄潜回自家，下午归来就成了焦点人物，各种小道消息飞传。而我确定的是，刚结婚几天的表哥被抓了。

后来风声过去，厂里开始招安，每个孩子一周发补助若干元外加牛奶一箱，因为牛奶可以排铅。然而村庄的毒素却是无法排出了，表哥去外村卖白菜，一说是哪哪村子的，人家扭头就走。村边的奶牛场据说也倒闭了，奶牛连自己都救不了，还能用牛奶救孩子吗？于是孩子都去外地躲铅，小学倒闭了，我小时候和表哥表姐一起奔跑的那所小学，最后只剩下两个学生。
我在《焦点访谈》见到了熟人，村民们抢着控诉铅厂的罪恶。这期节目除了在十里八乡掀起一场大议论，再没有其他效果。铅厂依然经营。
记得工厂奠基时，我和外公站在一起。那是四五月间，麦子已经抽穗，再有一个月就要丰收。然而时代是等不及的，推土机把所有绿色聚拢成堆。外公拾起一颗麦穗，搓开麦壳子细看，什么都没有。我那时不懂什么，但仍然感到疼痛。周围的人都表情凝重，守着自家田地，什么也不说。
其实，被推倒的何止麦子？当肥沃的田野埋于水泥，许多沿袭千年的东西都倒下了。进入工厂的人，也有保留土地的，但他们没有经营的耐心。一种叫“快”的毒素被吸入生活的肺腑，那么多人得了病。我很少再见到蹲着施肥的人，他们不怕脚麻，一手拂去作物周围的杂草麦秆，一手均匀播撒肥料。而现在用的都是机器，肥料浮在麦秸上，庄稼无法吸收也无妨，反正种地只是捎带的。收获季节，已很少见到各家抢占马路晒粮食的场景。你在村里走，根本看不到摊开的肤色麦粒或金子一样的玉米，它们被直接送进粮站，村民没有时间晾晒与扬尘。自家粮仓也不要存粮，没面粉了就去买一袋回来。就是面粉也是很少吃的，面条和馒头都有卖的。只是吃的不再是自己的粮食，没有以前那么放心、香甜；只是我再也看不见，去河边淘洗麦子的妇女，她们曾经那么耐心地淘啊淘，晾干之后还要细细拣出石子和草棒。而磨坊总有那么多人排队，鸽子从排气口飞进飞出。
它们飞进飞出，飞出就再也没有飞回来。
3.
与我一路之隔的那一整片土地已经被台商租下，说要搞科技、农业、旅游的结合体。塔吊就立在那里，它旋转着为泥水匠运去材料，供他们建造楼房。我去外围看过，原来躺着别人祖坟的地方，现在立了一座月季雕塑，周围繁花似海，挂果的海棠连成片，这土地从来没有如此美过。父亲说里面还养有孔雀等珍禽，以供城市游客戏耍赏玩。
我零星从网络搜到相关报道，说园区的投资额巨大，未来必能惠及周边村落。我知道这最起码要比铅厂好，可还是无法乐观起来。阿来在《被遮蔽的西藏》一文中指出，之所以出现“西藏热”是因为人们渴望一种与现实相反的生活，这种生活是精神上的、单纯的、浪漫的，然而这不是真正的西藏，只是外人的想象罢了。他还说，在西藏有一部分人愿意作种种展示来满足游客的想象，让人误以为西藏集体沉迷于一种高妙的精神生活。而我眼前的园区无疑走了西藏路线，它要把工业化进程中伤痕累累的乡村伪装成陶渊明笔下的田园，来向城市展示。
之前我在出租房墙外发现一张广告，内容是关于“开耕节”的：应广大市民强烈要求，现将滨湖公园辟为菜地出租，吃自家无机蔬菜，享受农耕之乐，您还在等什么？我很想笑，前不久去市郊，那里的工地正疯狂吞下土地，而这里却又开始渴慕回归自然了，这自相矛盾多么可笑。不过细想起来，矛盾中却又存在统一性，即两者背后都是经济大手在操纵。它让城市吞没村落，又让市民厌倦城市，我们只能听命。这矛盾无从解决，所谓“农家乐”和“开耕节”只是商家挣钱手段，他们只会给人们呈现标本。

我在昆山打工时去过千灯古镇，那里是昆曲故乡，想象中她是江南锦绣之地，果然那里有小桥流水人家，只是流水污浊，人家变商家，开足了高分贝音乐“伤不起啊真的伤不起”以招揽顾客。那里徒有古镇之貌，而填充物却是现代商业文明。也去过海淀公园，园内有一景叫“御稻流香”，说是曾经那里水好米好，皇帝喜欢。如今那里仍留有一小块稻田，周围有茅草屋与水车模型，作为小学生实践基地以及市民遥想农耕时代的参照物。
城镇化进程正在加快推进着，乡村许多东西都在消失。假若几十年之后我们离开了土地，那些与生活水乳交融的耧耙犁铧、鸡舍羊圈从此隐退，我们也需要依靠标本来寻找乡村历史；假若空气不再干净，邻里不再互助；假若我们富有，却如无根草芥一般浮在风中……那完成城镇化又有什么意义？
冯骥才说：“有些村庄的历史非常悠久，文化遗存和历史财富非常深厚，它就像一本厚重的书，但没等我们打开，就在城市化和城镇化的大潮中消失了……我们无法阻止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文化我们必须挽留。”是啊，乡村的历史、道德观、文化无疑是另一块肥沃土地，乡情根植于此，我们不止挽留，还要供奉。
4.
去过湛江一座小岛，只有镇中心那条通往钢铁厂的路比较热闹，其他街道却少有行人。有天我循着鸡鸣过去，竟发现与大街迥异的情景。原来楼盘背后是荒村，只有几位老者在门前。那些鸡肆无忌惮地扑腾着，芭蕉树遮天，阴森森。以前在别人文章里一看到村子空了、炊烟凉了之类的语句就烦，以为那是跟风编造，见了这荒村，得知村民都迁居珠三角之后，我马上发现自己是井底之蛙。中原人更安土重迁，再者经济不比沿海发达，自然搬出村子的人较少。

虽然年轻人出去的不多，但是却都不再从事某些细巧或繁重的活计。木匠、银匠渐渐退出历史，我父亲一身泥瓦匠手艺，想传给别人却找不到徒弟，因为这活又累又脏还不怎么挣钱。至于种地的技巧，年轻人更是不屑于去学。我这次锄地算是稀奇事件，若是被熟人看见，还不知会怎么传播，所以回去前我对大街进行了好一番观察，瞅准了无人时机才敢离开。
回到家，母亲要去给外公送糖糕，我没有跟去。那个村子过年时我去过，铅厂已经倒闭。铁门不见，像落了牙齿的老人无力地张着嘴。水泥地面密布裂纹，荒草对落日，灰冷之光晃着我的眼。风很硬，吹出埙的呜咽。
也去过那所小学，里面终于一个人也没有了。
作者简介：杜永利，1990年生，河南修武人。作品见于《西部》《作品》《福建文学》《广西文学》《青年作家》等，部分被《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转载，并入选《2016民生散文选》《2017年中国随笔精选》《中国新生代散文大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