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年第5期第105－111页
金文学应与甲骨学、简帛学并重刘 源
(中国社会科学院 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100732)
摘 要：金文是铸造或契刻在商周秦汉青铜器上的文字，是研究殷周史的第一手材料。金文学就是以金文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其主要任务是释读铭文和研究历史。金文学和古文字学、青铜器学既有交叉，又各有侧重。目前，以甲骨文和简帛文字为研究对象的甲骨学、简帛学均发展为独立的学科。金文学的概念，提出已久，学科体系已很成熟，理应与甲骨学、简帛学并重，列为独立学科，以促进金文的研究与教学工作。
关键词：金文学；青铜器学；甲骨学；简帛学；商周史
金文是商周秦汉时代铸造或契刻在青铜器上的文字。如同甲骨学是以甲骨文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简帛学是以简帛文字为研究对象的学科一样，金文学就是以青铜器铭文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金文学的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释读铭文，二是利用金文资料考察商周秦汉历史。上述两项工作，都以“分期分域”为基础，这就涉及对金文之载体青铜器的考察，需要辨别相关有铭青铜器的种类、形制和纹饰；当然，分析金文的性质和史料价值，也须考虑青铜器本身的功能，如媵器铭文一般会昭示其“陪嫁”之用途，故需要将器、铭结合起来考虑。
在学术研究的实践中，金文和甲骨文、简帛文字虽然载体不同，但均属于商周秦汉时期的出土文献材料(1)，是中国古文字、先秦史、商周考古等学科的重要研究对象。金文研究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宋代就已奠定基础，[1](PP.29-36)发展至今已经具备了的一套成熟的理论和方法，完全称得上“金文学”。1921年，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谈到金文学是考证商周铜器之学，包括对文字、纹饰的研究，但仍把它和“龟甲文之学”并列，置于金石学之下。[2](PP.58-59) 1970年代，日本学者白川静在其名著《金文通释》的《通论篇》中写了“金文学史”“金文学的研究の方法”等章，曾明确地提出“金文学”这个学科。(2)但我国传统上将金文研究纳入金石学，目前绝大多数学者还把它看作古文字学、先秦史的一部分，或者从属于青铜器研究，导致金文学这一学科没有像甲骨学、简帛学那样受到足够的重视，缺少相关的通论性著作。据笔者所见，少数台湾学者曾提倡、使用金文学这一学科名称，(3)但影响有限。故我们有必要阐述金文对于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包括青铜器学)研究的巨大学术价值，清晰地界定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和任务，为其“正名”，从而使学术界能迫切认识到将金文学列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金文是研究殷周秦汉历史不可或缺的史料金文是商周秦汉时代的第一手史料，记载了重要的历史事件，反映了殷、西周、春秋至战国、秦汉的国家社会形态、文化制度，以及其发展、演变情况。我们释读、解释金文的一个最终目的，是为了研究殷代至秦汉的历史。
(一)研究殷商史，金文与甲骨文史料相得益彰研究商代晚期的历史，即殷代史，所利用的出土文献材料以殷墟甲骨文为大宗。当时的民族、国家、社会、宗教、祭祀、战争、农业、田猎、历法、天象、疾病等，均可从甲骨文中寻得踪迹。虽然如此，但这种史料仍有一些局限性。甲骨文基本是占卜记录，即卜辞，绝大多数还缺乏占辞和验辞，没有记载占卜后的实行情况。甲骨也容易破碎，号称有15万片，然现存者以片小字少者居多，一般只存一条或数条卜辞，甚至只有残辞，乃至仅有一二字。大版只是少数，以刻辞龟腹甲为例，基本完整者还不到千版。较完整的大版甲骨上，也往往仅有若干简短的卜辞，像罗振玉所藏《殷虚书契菁华》大骨那类契刻120多字的材料并不多见。一条前、命、占、验辞俱全的卜辞，字数较多者也不过四五十字左右；据黄天树统计，《菁》5、6正反相续的一条卜辞有94字，是目前所见字数最长的一篇；[3](P.21)而殷墟记事刻辞中，帝辛时的小臣墙刻辞字数最多，残存57字。(4)由于殷墟甲骨文大都残缺、零散，在研究中缀合和排谱等基础工作就尤为重要，这在研治其他史料过程中尚不多见。
殷金文的数量，据严志斌的统计，共5454件。[4](P.602)其总数虽远逊于殷墟甲骨文，但提供了族徽(族氏铭文)、赏赐等独特的历史信息，也是研究殷商史不可或缺的重要史料，可与卜辞材料互证、互补。商代青铜礼器基本为祭器，殷金文本质上也是记述哪个家族为哪位祖先作器，但据其内容，一般可分为两类：族氏铭文与赏赐铭文。
族氏铭文。早期殷金文多为单一的族氏铭文(族徽)，或族氏铭文加祖先“日名”的形式，字数不多。金文中的族徽容易辨识，(5)考古发现与征集的铜器材料有较明确的地点信息，有助于学者建立族徽与相关地点的联系，考证其族氏的居处与地望，是研究商代宗族组织的宝贵材料。与之相比，甲骨文中的族名就不很清晰，有时与人名、地名混同，需要辨析辞例才能确定。此外，殷末篇幅较长的金文，也都标明作器者的族徽，为研究商王朝国家形态、社会结构、宗族组织、商周之际殷人之处境等问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赏赐铭文。殷墟三、四期(即廪辛、庚丁至帝乙、帝辛)逐渐出现的长篇铭文，其内容基本是殷贵族受到商王或其君长、宗子的赏赐，因此为祖先作祭器，这些铭文提供了赏赐的上下级双方的信息及赏赐缘起的事由，都是甲骨文中看不到的材料，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如殷金文常见“子赏(赐)小子”“子令小子”材料，不见于卜辞，其中的“子”是贵族家族的族长或宗子，“小子”是分支家族的小宗宗子，清晰地反映了商王朝贵族社会中王、子、小子这几个等级之间的关系。殷人赏赐多是赐贝，少则二朋，多至二百，此种贝未必是货币，可能是政治荣誉及身份、势力的象征，故周人克殷后，仍沿用赐贝的赏赐机制。[5](PP.96-109) 除赐贝外，亦见赐某地之积(即土地收成)，亦反映贵族社会中王权、族权对土地经济的强大支配和控制作用。从“赐贝”至“册命”的转变，反映了商周政治运转机制的变化，我们将另文详述。殷代赏赐金文中的一些习语套话，如蔑历，是殷商文化的表征，其使用在西周中期以后渐少；(6)而另一些习语，如扬君赏，则对西周赏赐、册命金文也有一定影响。
由于一些历史信息同时存在于甲骨文与金文中，故研究殷商史必须同时兼顾这两种材料，以下试举数例说明。商王朝的一些族名(人名)，如戈、何、子渔、子画等，同时见于甲骨文、金文族徽，就有必要联系、对比研究。有些官名，综合甲骨文、金文来看，就能了解得更为准确，如金文中的“戍某”为作器者，就可推断卜辞中的“戍某”也应是官名，而不是军队名；金文中有“卿事”赐“小子”贝二百(《集成》3904)，由此可知卜辞中的“卿事寮”也很可能是存在的。再如殷末帝辛征人方是件大事，卜辞记载其线路较为详细，殷金文中子令小子、子赏小子等记载则也多与征人方的战争有关，据之可了解当时军事组织的具体情况；卜辞记帝辛征盂方，金文记帝辛征井方(尹方鼎(7)《铭图》2312)，也使我们增加了对殷末战争的了解。此外，据殷墟卜辞记载，殷人不祭祀上帝，但二祀必卩其卣铭文有“既(扬)于上帝”(《铭图》13323)的重要文字，就提醒我们要审慎看待殷人上帝崇拜问题。总之，惟有综合利用甲骨金文材料，才能较客观、全面地认识殷商历史文化。
(二)金文是研究西周史的最重要史料相对于殷商史而言，西周史研究更注重对金文材料的利用。西周甲骨卜辞材料虽然有较多发现，吉光片羽，弥足珍贵，但绝大多数残损且零散，少数较长卜辞多集中在西周初期，其内容、性质学界尚未达成共识。(8)西周的同时代传世文献材料，主要是《诗》《书》，虽然保留有关西周早期、晚期若干重大史事的记载，但从时间上看没有涵盖西周历史的各个阶段，从内容上看不足以反映当时国家和社会整体面貌和各个细节，尤其是缺乏有关外服诸侯的记载。值得庆幸的是，西周是金文发展的黄金时代，其数量之多和内容之丰富，都是商、西周、春秋、战国秦汉时代所不能比拟的，其记载涵盖了西周王朝国家、社会、宗族、礼制、宗教、法律、经济、军事的方方面面。近年来，西周诸侯及贵族铜器不断被发现，举其重要者有：1.外服诸侯所作金文，继上世纪发表北京琉璃河燕侯、河北元氏軧侯的材料外，本世纪继续公布或获得河南平顶山应侯、山西北赵晋侯、山西黎城楷(黎)侯、山东高青齐公、湖北随州鄂侯和曾侯、西周早期鲁侯的材料；2.边地贵族所作金文，继上世纪出土伯等家族的材料外，本世纪又有山西横水倗伯、大河口霸伯、陕西梁带村芮公的重大发现；3.内服贵族所作金文，继上世纪获得微史、裘卫、井叔、虢季家族的材料外，本世纪又出土单氏(虞逨)、琱生等家族的材料。据吴镇烽先生《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9)资料，西周金文至少有6400多篇，数目很大，且其中不乏毛公鼎、逨盘、墙盘这样长达数百字的重要铭文。可以说，正是有了丰富的金文材料，我们才能深入研究西周历史，不断增进对当时国家与社会的认识。以下略举几例，来说明金文材料为西周史研究带来的启示。
首先，西周早、中期金文中有较丰富的殷遗民材料，特别是日名与族徽兼备者，除少数几例(如召公家族)，基本是殷人所作。史官家族大多出身于殷人。周人克商后，他们转而服务于西周王室与周人贵族，如自武王至共王时一直效力于天子的微史家族(族徽为“木羊册”)，如服务于周公家族、召公家族的作册大、作册令亦属同一家族(族徽为“鸟丙册”)。如果没有金文材料，我们则无法得知殷遗民在西周王朝的活动与作为，也无从体会到殷人史官在西周文化制度建设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当然，殷遗民(包括史官)的势力在西周中期以后的金文材料是否有所记载，殷文化及殷制在穆王之世以后的式微与影响，也值得进一步考察与研究。
其次，西周贵族与诸侯青铜器的不断发现，也使我们更客观地认识西周王朝的政治格局与统治方式。如据裘卫诸器、师永盂、簋等材料，可知作为强宗大族宗子的“伯”，往往担任王朝的三有司，位高权重。(10)据倗伯、霸伯的材料，可知在王畿贵族与封疆诸侯之间，还有边远地区的小邦之君，亦臣服于王室，大致相当于外服邦伯。据燕侯、鲁侯、应侯、晋侯、鄂侯、曾侯等诸侯的材料，可知诸侯对其封地的统治情况与他们效力于天子的史事。
第三，西周的礼制，也在近出金文中有较多反映。如、卫兄弟所作诸器，其铭文对祖先祭祀仪式有较多描述。[6](PP.1-7)如霸伯墓地出土的尚盂铭文，对宾礼细节有完备的记载，可与《仪礼》《左传》相互印证。[7](PP.67-68)
第四，西周金文既印证了古书所载西周史事，又补充完善诸多历史细节。如李学勤先生指出《尚书大传》所载周公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均可从金文材料(如大保簋、何簋、禽簋、何尊、保卣等器)得到证明。[8](PP.40-41)其他西周史上的大事，如昭王南征，也有诸多金文材料(如安州六器)可相佐证。此外，金文材料亦有补史之缺的重要作用，如穆王、厉王时对淮夷、东夷入侵的抵御与征伐，史书缺载，但伯雍父器组、禹簋、叔向父簋、晋侯苏钟等铭文有较详细记载。
总之，金文材料对于研究西周一代的史事、制度，不可或缺，如学者论西周官制，或认为有卿事寮、太史寮两大官署 [9](P.321) ，或认为是史、司、师三系[10](P.119)，都源于对金文之考察。再如对西周社会土地占有、庶民与奴仆之研究，也可由金文材料获得客观看法，山西绛县横水倗伯墓地近出肃卣，其铭文就记载了贵族将庶人降为奴仆之事。(11)
(三)研究春秋战国史，需进一步整理金文材料春秋史的研究，因有《春秋》《左传》，文献还算丰赡，这却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春秋金文的整理、研读工作。目前所见春秋金文材料，约有1700多篇，亟须通盘考察，以反映春秋的时代特征。这一工作，需要注意几点：
一是分域。春秋齐、鲁、楚、吴、越、秦、晋等地金文材料，皆有其特色。与西周时代相比，诸侯大夫作器大为增多，反映了大夫阶层的崛起，其典型材料如备受学者关注的晋子犯编钟，有“诸侯羞元金于子犯之所”的矝伐之辞。[11](PP.96-101)不同地域贵族所作金文的形式与内容也各有特点，需要辨析。
二是用器、媵器等实用器增加。虽然春秋早期以来延续西周风气，贵族仍铸作祭祀祖先之宗庙祭器，但用器、媵器的数量大幅度增加，成为春秋时代之特色。(12)这反映了当时贵族崛起后，注重日用享受(“钟鸣鼎食”)、重视政治联姻的现象，也说明贵族社会中宗法的维系力量渐趋松驰。
三是出现内容重要的长铭。如齐之叔夷钟、晋之子犯编钟，及最近公布的曾侯与编钟，(13)均于钟上铭有长篇金文，对于研究春秋史事、制度有极高的史料价值。
总之，春秋金文可与《春秋》《左传》对读，在研究上有其优势，需要全面整理，以促进春秋史的进展。
战国史，因文献缺乏，号称“难治”。金文材料中，大宗为兵器铭文，可考各国相邦之任职，及工官制度，已有一些学者系统整理研究，此不赘述。此外，战国金文还有不少记载容物容积的材料，有助于度量衡的研究。河北平山中山王墓、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长篇金文是当时古文字史料的奇葩，(14)也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从上述殷商史、西周史、东周史研究之迫切需要，可知金文学应当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来发展，为先秦史提供系统全面的可靠史料。
二、金文学和古文字学的交叉关系金文学与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等诸多学科均有交叉关系，研究宗旨与课题各有侧重，有必要进一步明确认识。
(一)金文学研究范围与古文字学既有重叠又更宽广古文字学一直是文史领域的显学，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历来是学者治古文字的重点。学者一般也认为古文字学有古文字理论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甲骨学)、铜器铭文研究、战国文字研究几个分支，都成为专门之学。[12](P.VI)其中所说铜器铭文研究的专门之学，就是指金文学。金文因其时代跨度大，从殷商一直延及秦汉，提供了不同时代的古文字材料，而且可与甲骨文、简帛文字相联系、相对比，素为古文字学者所重视，成为专门之学是理所当然之事。
需要指出的是，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有着水乳交融的关系，金文学因此也成为交叉学科。学者完全可以把金文看作纯粹的商周古文字，仅探讨其形音义，不再考虑其史料价值。但客观地说，治商周秦汉的金文，显然无法摒弃其中的历史信息。如殷金文常见“大事纪时”，或用“周祭”历日(如遘于某先王、先妣“肜日”“劦日”“翌日”)，或用“征人方”“征井方”等战争事件，这就涉及当时的文化制度和历史大事，碰到类似这样的材料，仅仅停留在字面上认识的阶段，是没办法完全讲清楚的。即使单纯的文字考释，也要结合当时的历史情境，才能做到文从字顺，如西周金文中的常见字(15)，是册命铭文中的关键字，就要结合当时的官制，方可讲得透彻可信。金文字词的考释训诂，事实上不可能脱离历史背景就字论字。
和金文学类似，甲骨学也无法和历史学割裂，成为纯粹的语言文字之学。商周甲骨文记载了商周王世、鬼神、祀典、战争、农牧、田猎、天象、疾病等丰富的历史信息，无论如何都不可能只谈文字，不谈历史。甚至有些甲骨学课题，如甲骨形态、文例、钻凿等等，相对而言，不太牵涉文字考释。同理，金文学课题，也有和文字考释关系较远的青铜器形制、金文文例、历日排谱等等。打个比方说，商周历史文化和古文字之间的关系，有如皮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故不能狭隘地把金文学等同于考释商周金文的学问。
(二)金文学也是考古学的分支，和青铜器学可以并立殷周秦汉的青铜器铭文，无论是传世品，还是出土材料，均是考古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对于判断考古遗址、踪迹的性质、年代极富价值。因此，金文学实际上是考古学的一部分，其理由不言自明。那么，青铜器学作为考古学的分支，是否可以取代金文学呢？窃以为不可，两者侧重点不同，应该并立。
学界之所以尚未广泛接受金文学这个学科，很大原因在于很多学者认为青铜器学已囊括金文研究，或青铜器学等同于金文学。如陈梦家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撰写的研究西周金文的名著，即命名为《西周铜器断代》(16)。陈先生虽然把青铜器形制、纹饰用于金文的分期，但他研究初衷还是想建立西周金文的时间框架，并在此基础上探讨西周历史，故其课题严格上说是“西周金文断代”，与唐兰先生《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17)宗旨相近。
传统上，青铜器与金文均为金石学的探讨对象，不作区分。然在学科宗旨与研究过程中，现在的青铜器学和金文学实际上已各有侧重。青铜器学的研究对象是青铜器的各个方面，如分类、命名、用途、纹饰、铭文、断代(分型分式)、分域、铸造工艺、辨伪、收藏、著录等等，金文(铭文)仅是其中一部分。在该学科看来，青铜器有无铭文，均不可忽视，同等重要。一些经典的青铜器学通论著作中，出于对该学科的整体考虑，只能在书中专设一章讨论铭文，如容庚先生《商周彝器通考》(18)500余页中“铭文”一章有30余页，朱凤瀚师《中国青铜器综论》(19)2400余页中“青铜器铭文”一章有40余页。由此可见，金文在青铜器学中虽较重要，也仅是其中一个子课题而已。相对于古文字学而言，金文在青铜器学中的权重似乎并没有加强。
与青铜器学不同，金文学的研究对象基本是商周秦汉时期的青铜器铭文，涉及其载体青铜器的部分则基本上服务于铭文的分期、考释与解读等工作。金文学的工作主要是释读铭文、分期分域、分析其史料价值与文学艺术水平等等，青铜器形制反倒成了一个相对次要的子课题。故青铜器学与金文学并立，方可相得益彰，共同促进殷周秦汉文字、历史与考古学的研究。
与金文学类似，甲骨学实际上是甲骨文学，甲骨形态仅是其中一个子课题，无字甲骨的研究仅在分期等课题中起参照和辅助作用；简帛学实际上是简帛文字学，简帛形制也仅是其中一个子课题。故我们不能简单比照甲骨学、简帛学的字面名称，认为青铜器学可以取代金文学。
三、金文学应与甲骨学、简帛学并立上面谈到，古文字学历来将甲骨文、金文和简帛文字作为研究的重点。甲骨学、简帛学都已发展为独立学科，号称文史领域的显学。李学勤先生曾说：“一个世纪以前，中国有几项重大的文物发现闻名于世，就是殷墟甲骨、西陲简牍和敦煌卷子。这几项重大发现都各自导致一个专门学科的形成，即甲骨学、简牍学和敦煌学。”[13](P.1 )这段话虽然是针对19世纪末出土文献大发现而言，但也反映出金文学至少在名义上未像甲骨学、简帛学、敦煌学那样流行，成为学术界耳熟能详的学科。
在现行学科分类体系中，“甲骨学”与“金石学”“铭刻学”都是“专门考古”之下的三级学科，“简帛学”也是“历史学其他学科”之下的三级学科，惟独缺乏“金文学”；而“中国古代史”下又设一个三级学科“中国古文字(包括甲骨文、金文等)”。这种分类未将金文学作为独立学科。实际上，传统的金石学研究对象的范围较广，包括金文、钱币、玺印、碑刻、陶文等等，兼顾器物和文字两个层面，不同于我们今日的金文学。舶来的铭刻学涉猎各类铭刻文字材料，情况类似，也无法和金文学划等号。故有必要在我国学科分类体系中，明确增加以青铜器铭文为研究对象的金文学，与甲骨学、简帛学并立，以反映中国古文字研究的三个主要领域。
金文学和甲骨学、简帛学一样，均属于交叉学科，和古文字学、历史文献学、考古学均有密切关系，从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这几个学科的分支学科。金文学、甲骨学和简帛学的命名，是依据古文字的载体吉金(青铜器)、甲骨和简帛，研究对象虽然主要为古文字，但也包括上述载体的形制，以及古文字与这些载体之间的关系，当然也涉及不同载体上古文字的性质及其史料价值，很难说纳入古文字、历史、考古三者中哪个学科更为合理，最好是在这些学科中都予以设置，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各有偏重。
综上所述，金文研究与甲骨文、简帛文字研究一样，既各为专门之学，也均是历史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历史学来说，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皆是先秦、秦汉史的主要史料，在出土文献备受重视的今日，它们也成为历史文献学不可或缺的研究对象；对于古文字学而言，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是三种最大宗的第一手材料，如鼎之三足，不可或缺；对于考古学来说，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既是出土文字资料，又是判断相关遗迹、遗址性质和年代的重要标尺，需要细致地整理与研究。金文学与甲骨学、简帛学一样，既是相对独立、可以精研的综合性学问，又可设置于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之下成为其分支学科。既然“金文学”这一学科名称提出已久，理应与甲骨学、简帛学的学科命名，同样受到学界的重视，广为流布，并与青铜器学分工合作、齐头并进。
宋代以来，金文学一直持续发展，特别自20世纪30年代至今，不少学者通过其著述，已创建近代学科意义上的金文学理论框架，发明与总结金文学的研究方法，完善了金文学的学科体系。如郭沫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唐兰《西周青铜器铭文分代史徵》开创了以分期分域为框架的金文学体系，(20)找到诸多系联有铭青铜器的断代方法(包括器形、纹饰、人名、事件、地点等等)，并在文字释读、史事考证方面做了系统细致的工作。日本学者白川静的《金文通释·通论篇》《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21)回顾金文研究史、总结研究方法(重点讨论历日排谱)、勾勒金文记载的殷周历史与政治制度(如指出西周官制系统为司、师、史三系)，也是奠定金文学体系的重要著作。美国学者夏含夷的Sources of Western ZhouHistory: Inscribed Bronze Vessels(22)面向英语世界介绍金文研究史，探讨有铭青铜器铸造、分期、铭文释读等问题，与吉德炜的《商代史料》(23)齐名，分别成为美国学界中甲骨学、金文学的扛鼎之作。上述著作的重点多在西周时期，为殷代、春秋、战国乃至秦汉金文之研究留下了较大发展空间，故近年来这些领域继续有重要专著出版，如严志斌《商代青铜器铭文研究》、苏辉《秦三晋纪年兵器研究》、董珊《吴越题铭研究》(24)等等。
总之，在海内外治中国古文字、考古学、先秦史的学者眼中及其治学实践中，金文研究早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即金文学。目前亟需力行的是，在我国学科分类体系中明确设置金文学并给予它清晰的定位。正是由于没有“正名”，金文学的学科发展虽然取得很大成绩，但直到今天还未像甲骨学、简帛学那样深入人心，仍以历史文献学、古文字学、青铜器学附庸的面目示人。名为“甲骨学通论”“简帛学通论”的著作广为梓行，然难得一见“金文学通论”；金文学的相关知识、理论与方法，也基本在古文字学、青铜器学通论著作中来作介绍。笔者目力所及，近乎金文学通论的著作有陈絜教授的《商周金文》(25)，该书较全面地论述了金文的发现、释读、分期问题及金文反映的商周政治与社会史。我们希望随着学界对金文学的日益重视，金文学能像甲骨学、简帛学一样作为独立的交叉学科，列入我国学科分类体系和“研究生专业目录”之中，这样的话，教师、学者就会有意识地撰写专门的金文学教材和通论著作，更好地满足金文教学与研究的需求。
参考文献：
[1]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
[2]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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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白川静：《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温天河、蔡哲茂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9年。
[11] 江林昌：《新出子犯编钟铭文史料价值初探》，《文献》,1997年第3期。
[12] 陈炜湛、唐钰明：《古文字学纲要》，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9年。
[13] 钱存训：《书于竹帛：中国古代文字的记录》，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冷门“绝学”和国别史等研究专项“甲骨学导论”(2018VJX077)的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刘源，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甲骨文、金文与商周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