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岁寒
木棉·1928
——纪念周文雍、陈铁军就义91周年
一
“小亭里，更阑夜静。相吊形影，顾盼娉婷。漫谈古今事，畅叙别离情。暗伤心，会多离少，转瞬又成孤零。唯有她，天真烂漫，雍容娴雅，似不解情。笑盈盈，信步归房，取出扇儿递来，‘请为我早写，莫待秋至，’临去犹絮絮叮咛。”
如果让你猜这首诗的作者和其中描写的女主人公，你无论如何不会想到作者是一位正在兵工厂从事工运的中共地下党员，更不会想到诗歌中天真烂漫、雍容娴雅的女生，日后会是一位著名的女英雄。这首诗写于1926年的春天[1]，大概就在这前后，诗歌中的她，中山大学文学院预科学生陈燮君，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约在夏天转为中共党员[2]。
少女陈燮君，图片来自网络
两年之后，1928年早春，中共发动的“广州起义”失败已经2个月了，在经过了1927年12月的血腥之后，白色恐怖依然笼罩羊城，隔三岔五地就有赤色分子被公开枪杀。2月6日，又有三名共产党员在红花岗刑场就义，据当时的新闻称，其中两人是夫妻关系，男子名周文雍，女子名陈映苹[3]。这个陈映苹（笔者注：申报先后把陈铁军的化名写为陈影苹、陈映苹，据《广州民国日报》的相关报道，她的化名为陈映萍），就是上面诗歌中那位“天真烂漫”的女孩子陈燮君；而陈燮君，就是今天人们熟知的“刑场上的婚礼”的女主人公陈铁军。当年的报纸在追踪报道周、陈事件时把周文雍称为“共党首要”，周在广州起义中担任中共广东省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另两位委员分别为张太雷、黄平），因此“首要”之说并非虚言。
在广州红花岗刑场冰冷的土地上，周文雍和陈铁军的生命分别定格在23和24岁，这是最美好的青春年华。临刑前，他们给世人留下了铁窗下的合影。照片中，他微微地向她依偎着，神色从容安详，她则手插衣袋昂然直立，姿态孤傲冷峻。与他们一同参加过广州起义的聂荣臻当时避难在香港，他在报纸上看到周陈合影，深受感动，他认定这就是刑场上婚礼的前奏，他从报纸上把照片剪下，一直珍藏在身边，直到后来在抗日战争中不幸遗失[4]。
在中共的地下斗争史上，假扮夫妻而双双献身革命的例子数不胜数，其中最令人感慨唏嘘的莫过于周文雍和陈铁军了，那句“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的临终演讲，已经成为红色爱情的最著名宣言。为了寻找最先记述这一感人婚礼的作者，我几乎把网上电子图书数据库“读秀”翻了一个底儿朝天。目前我所看到的最早的报道出自一位名为黄庆云的作者，她是一位儿童文学作家，不知因何种缘起，她在1957年《中国工人》第12号上发表了题为“不朽的事业，不朽的人”的文章，追述了周文雍烈士生前若干事迹，其中包括“刑场上的婚礼”，“让反动派的枪声，作为我们婚礼的礼炮吧”也出自这里。1961年，广州的《南方日报》发表署名“盘理”的文章纪念周文雍和陈铁军，题为“一张珍贵的照片 一段英雄的故事”，可惜笔者未能查到原文，不知其中是否提到了刑场婚礼。1962年，伍若茵在《中国妇女》第10期撰文追记陈铁军的事迹，也提到了刑场上的婚礼。在1960年代，广州的报纸上还陆续发表了一些记述周、陈革命活动的文章，只是“刑场上的婚礼”似乎尚未在全国引起反响。
周、陈的英雄事迹真正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人知，应该始于1978年4月2日，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署名“齐怀”的文章“刑场上的婚礼”，这篇文章后来被改写编入教育部统编初中语文教材。同年，也就是周、陈牺牲50周年，画家陈逸飞和蔡江白开始创作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色彩的三联油画“刑场上的婚礼”，他们完成的第一联名为“寒凝大地”，这幅画在1979年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术展览中获得同类题材油画的最高奖项。陈逸飞去世3年后的2008年，周、陈就义已有整整80年，三联油画终于由蔡江白全部完成。同样是在2008年，广州雕塑院原院长唐大禧完成了雕塑“刑场上的婚礼”。1979年，长春电影制片厂开始拍摄电影《刑场上的婚礼》。此后，刑场婚礼的故事又被搬上地方戏曲（粤剧、越剧等剧种）和舞剧舞台，主演过粤剧《刑场上的婚礼》的欧凯明、崔玉梅因扮演周文雍和陈铁军先后获得中国戏剧表演最高奖——梅花奖（欧因饰演周文雍获得二度梅）。
浙江越剧团演出越剧《刑场上的婚礼》片段，张伟忠饰周文雍，舒锦霞饰陈铁军。图片来自网络。
二
如今，提起周文雍和陈铁军，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广州起义，不是起义的惨痛教训，而是浪漫悲情的刑场婚礼，然而，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党史界没有发现能够直接证明那场婚礼真实性的史料。所谓的婚礼，一直都是存在于上文提到的半文学半历史的作品中或者周、陈当年战友的回忆中[5]，而这些作品或者回忆的作者，均非两位烈士就义现场的亲历者。从被公布的史料看，周、陈二人在被捕后的供述中一直自称夫妻关系，例如曾经跟踪报道过他们被捕和遇难过程的《广州民国日报》和上海的《申报》[6]。《申报》记者曾经说，周文雍在供述中力陈其妻无罪；在两人被宣判死刑之后，周文雍又特地要求补充口供，说出了其妻的真实姓名（陈铁军）和学历（中山大学学生，此前被当局认定的学历是毕业于广州坤维女中）[7]。既然真实身份都已坦白无遗，如果他们打算举行刑场婚礼，周在临刑之前为何不向法官和记者说明他和陈不过是假夫妻呢？
周、陈假扮夫妻作为身份掩护，有若干历史见证人撰写过回忆[8]；实际上，他们曾经两度奉组织之命以夫妻名义同住一个地下机关。第一次是在1927年的约9月至12月，此前陈铁军失去党的关系住在香港，在港找到组织关系后回广州，旋即被安排与正参与筹备广州起义的周文雍同住，以掩护他的工作。周在广州起义中担任工人赤卫队总指挥；陈则化名陈映萍，为周通风报信。在广州起义爆发之前的11月，周文雍曾经被捕过一次[10]，陈或许参与了营救，但应该没有像粤剧《刑场上的婚礼》所表现的那样直接出面参与行动。在广州起义中，他们两人各司其职，起义失败后两人失散，后分别转移至香港。
广州起义原本就是左倾盲动思想的产物，失败是其必然结果，起义的领导人之一除张太雷死于战场，用惨烈二字远远无法概括那么多年轻生命的残酷被害。而最可怕的是，当时“立三”路线在党内占统治地位，李立三不仅没有安抚那些九死一生逃至香港的战友，反而对他们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给予撤销党内各种领导职务等各种处分[10]。更加荒唐的是，他竟然继续向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的广州指派新的领导人，并令已经暴露得难以藏身的周文雍重新潜回广州领导“春季骚动”[11]。年仅23岁的周文雍承受了这一切，在严冬中如飞蛾扑火般回到了弥漫着血腥味的羊城，迎接他的，是早他一步回来的陈铁军。按上级指示，他们仍然以夫妻名义作为掩护。不幸的是，回广州约半个月之后，他们所住机关就因被叛徒出卖，两人同时被捕。周、陈两次以假夫妻名义一起工作的时间只有4个月左右，与他们同住的还有陈铁军的妹妹陈铁儿和铁军姐妹嫂嫂的妹妹李淑媛。2月2日那天，淑媛因已经返回香港汇报工作而没有遭遇搜捕，铁儿在邻居的掩护下侥幸脱逃。铁儿和淑媛后来也都在地下工作中被捕牺牲[12]。
少年周文雍，图片来自网络
张太雷，图片来自人民网 1950年代的黄平，图片来自网络
周、陈被捕和遇害，当时的广州和香港甚至上海的报纸均有报道，记者尽管与当局立场一致，但在叙述具体事实时还是保持了客观的态度。比如有记者写到烈士就义时高呼口号，镇定自若[2]，甚至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珍贵的合影，也是记者拍摄并公开发表的。但从这些报道中看不到任何关于婚礼的信息，相反，如前文所述，所有的报道都认为周陈二人就是夫妻。而从零星的周、陈就义的目击者的回忆中，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婚礼的陈述[13]。他们被押赴刑场时，分乘两辆黄包车，同时被枪决的还有名为何穗成的共产党员，周文雍在第一辆黄包车上，而陈铁军在最后一辆。
陈铁军在广州坤维女中的老师、老共产党员谭天度是陈的革命引路人，据他的回忆[14]，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的拍摄与邓颖超的指示有关。1927年广州发生“4.15”事变，陈铁军曾经冒险营救当时因难产而住院的邓颖超。邓颖超说，周恩来生前曾称周、陈的感情是最纯洁的爱情，有条件的话应该把他们的故事搬上银幕。邓介绍电影的创作人员去广州找谭了解情况，谭向这些人介绍说，周、陈二人是以夫妻的身份被枪决的，他们并未举行刑场上的婚礼。广东的党史工作者也曾若干次撰文指出刑场婚礼不过是艺术创作而非真实的历史。不过，也有文章说[15]，陈铁军的亲属曾经告诉他们，陈的老同学杜君慧在查阅当年关押周、陈的监狱资料时，发现周文雍曾经向狱方提出过结婚要求，但我在历史文献较为丰富的读秀网上搜索很久也未能找到杜本人关于这件事的陈述。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早期报道“刑场婚礼”的黄庆云女士，在1980年代为中共广东省委党史委员会组织编写的《南粤英烈》撰写“陈铁军和陈铁儿”时，只字未提“刑场上的婚礼”，她只是说，周、陈在面临极刑时照了一张合影，“这就正式宣布他们已是革命的夫妻了”[12]。而在同一部书中，由叶剑昌、谢燕章撰写的“周文雍”在描述周、陈牺牲过程时，也只提到他们沿途高呼革命口号[16]。由此可见，其实早在电影《刑场上的婚礼》热映的年代，广州的党史工作者已经在努力将正史区别于文学想象了。
陈铁军（右）与朋友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周文雍在广州起义中的战友黄平的文章[17]。他在回忆广州暴动时特地提到了观看电影《刑场上的婚礼》之后的感想，他认为电影严重歪曲了两位烈士的形象。他说：“他们都是基层的职业革命家，哪里有钱穿西装和绸缎的花衣服，哪里有钱住洋房，哪里有钱到高级饭店去接头？退一步说，即使他们有钱穿这样华丽的衣服，他们又怎么能够到工人区里去，特务看到了不是马上可以逮捕他们了吗？其实他们都是穿的同工人一样的衣服，住的同工人一样的房子，吃的和工人一样的伙食。有人说，艺术可以夸张，我承认这一点，但也不能夸张到与实际完全相反的地步。周文雍除了陈铁军之外，并没有什么另外一个资产阶级小姐。资产阶级的小姐哪里会爱上一个随时都可能牺牲自己的穷青年呢。”（笔者注：影片中的周文雍与一位阔小姐有些瓜葛）而黄平可能还不知道，周文雍的陈铁军，却恰好是一位富家少奶奶。陈铁军少年时代就被许配给佛山望族——合记盲公饼创始者何家——做媳妇，而且她也的确嫁入了何家。她前往广州求学并投身革命，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挣脱这段有名无实的婚姻。尽管黄平在1932年就变节脱党，但他在半个世纪之后回忆起周、陈的牺牲，依然充满怀念和哀痛之情，他写道：“周文雍第二次被捕之后，我在上海报纸上，大概是《申报》上，看见他和陈铁军一起拍的照片。他们把一条当时流行的妇女的蓝色围巾，二尺宽，四、五尺长，围住两个人的肩膀。他们这样相亲相爱，从容就义的气概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与区梦觉和聂荣臻的回忆不同，黄平在回忆中只字未提他看到或者听说过有什么“刑场上的婚礼”。
电影《刑场上的婚礼》视频截图，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李启民饰周文雍，宋晓英饰陈铁军
三
在众多的回忆或宣传文章中，有两篇文风朴实的记录让我觉得非常珍贵[13]。一篇题为“周文雍陈铁军历史就义纪实”，写于1981年，作者李纪磷，文章原刊发地不详。李在文中没有直说“纪实”是否为自己亲见，但从叙述语气来看似乎不是转述。他所记述的周文雍穿“黑色仔绒反领西装，白色衬衣，把领反在外面，没打领带，足蹬黑皮鞋，头长‘花旗装’……精神镇定，毫无惧容”；他笔下的陈铁军“短发，穿的是黑色‘旗袍’，内衬全白底长衫，脚穿长筒黑袜，配黑中跟皮鞋，神态自如，也无惧色”。李纪磷的文章还写到了烈士被枪决的场面，也提到了刑场旁的破庙上张贴的布告，但丝毫未提刑场婚礼之事。另一篇文章题为“记陈铁军烈士二、三事”，发表于1982年2月2日的《广州日报》，2月2日正是周、陈二人被捕的日子。作者孔玉少年时代在亲戚家见过陈铁军，家族中也有人是陈在坤维女中的同窗。周、陈就义的那天，孔玉恰好目睹他们被押往刑场，他/她形容陈铁军端坐于刑车之上，“黑衣短裙，泰然自若”，不时高呼口号。尽管两篇文章所描写的陈铁军的衣着有些差异，但他们所描述的周、陈二人的精神面貌与当年报刊的新闻报道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婚礼是带着悲壮和哀伤的美好想象，那么，周恩来所说的“最纯洁的爱情”呢？历史见证人谭天度在回忆周恩来的文章中颇有深意地说，“经历过那个时代的老同志都很清楚陈铁军当时的个人感情，也希望影片能够尽量真实地反映历史”[14]。可是，陈铁军当时的个人感情到底怎么样，真实的历史又到底如何，谭都没有加以说明。本文篇首所引的诗，恰好是谭天度在1926年的创作。陈铁军的同学、战友，同时也是入党介绍人的区梦觉写过一篇“忆陈铁军同志”。据她的回忆，陈在广州起义前后均在香港住过一段时间，而且碰巧都是与区梦觉住在一起，因此，理论上来说区应该是对周、陈感情最了解的人之一。关于陈铁军与周文雍的关系，区梦觉使用的是“协助文雍同志工作”和“继续与文雍同志合作”这样的字眼，只字未提两人的感情。不过，在文章结尾，她与官媒保持高度一致地礼赞了刑场上的婚礼，而这几句突如其来的陈铁军的婚礼宣言，与她前面的叙述非常脱节。区梦觉又是何许人呢？她与谭天度曾是革命夫妻，后来由于两人分别被捕等各种因素，终告仳离，区终身未再结婚[18]。
据广东党史工作者称[19]，铁军的妹妹铁儿在周、陈牺牲后曾撰文悼念周文雍，而这些党史工作者也未提到陈铁儿在文中披露周、陈二人在工作中产生感情。2013年2月23日《广州日报》刊载新闻报道“‘刑场上的婚礼’背后的故事”，记者采访了陈铁军的侄女陈惠文，据她说，陈铁军跟她母亲关系亲密，但从未与母亲谈起过周文雍其人，而陈铁儿虽然向嫂嫂说起陈、周假扮夫妻，但也没有说起他们有恋爱关系。
让我们再次回到最原始的材料。《申报》记者在1928年2月15日的报道[2]中转引粤报相关内容，如此追述周文雍和陈铁军的临刑诀别：“执法官传令提周夫妇出堂，周遂偕其妻昂然直出。周文雍服杂绒西装，颈围冷巾，双手插裤袋中，侧首作睨视状；其妻手执纸烟，且吸且微笑，外着黑绒长袍，内衣红花棉袄，头戴淡紫冷织软帽……宣判既毕，即令捆绑。周又请求无须，未获准。周乃将围颈之巾转绕其妻颈上，并与之握手，其妻则手持周颈部之绳，使勿缚急。”这细致生动的记述，让我觉得仿佛历史上的那一幕就在眼前。他为她围上他的围巾，她为他缓解绳索捆勒之痛，他们安静地双手相握，省却万语千言。在被捆绑之前，周文雍曾请求在判决书上将妻子的姓名由“陈映萍”改回“陈铁军”。我这样理解他的请求：他希望，在这个宣告他们生命结束的文书上，与他的名字一起出现的是他最好的战友“铁军”；他们即将永远分离，而那死刑公告上并列在一起的“文雍、铁军”却会让他们终身相依。虽然《申报》转引的粤报报道说陈铁军临刑前“虽强作笑容而实已变色”，但记者在前文却说宣判之后给周、陈照相存档时，他二人“尚无惧容”，“临刑时容色不变，沿途均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我们应该感谢这位记者，他不带任何溢美意图的记录，让我们知道英雄是真实地存在过的。
铁窗合影，图片来自《中国妇女》1962年第10期伍乃茵撰写的“记陈铁君烈士”（题目原文如此），之所以贴这张图片，是因为笔者不喜欢网络上流传的那种被严重修图的版本。尽管由于当时的印刷质量问题，图片清晰度并不高，但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周文雍的头发梳理得十分整齐。
四
1928年元宵节的广州红花岗，枪声响起，青春陨落，围观的人群看到的只有血腥和野蛮，并没有浪漫而悲壮的婚礼。但是，毫无疑问，“刑场上的婚礼”这个故事还会被继续讲下去，无论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同样也毫无疑问，这个故事还会继续感动后世，因为它包含了高尚、纯洁、忠贞、英勇、热烈、深情等那么多美好的字眼。谭天度说，周文雍和陈铁军最纯洁的“爱情”，是革命同志共同的理想和信念。他给“爱情”加了引号，令人颇感费解。当我第一次看到刑场没有婚礼的考证时，并不吃惊。但是，当我在文献的阅读中逐渐认识到，那“最纯洁的爱情”的真实性还要待考，我的确感到有些失落。可是为什么会感到失落呢？他们的的确确是慷慨就义从容赴死，那是令少年时代的我最感动的英雄的结局啊！这都是“革命+爱情”的桥段惹的祸，这样的桥段看多了，我的思维方式就变得庸俗而狭隘了。
那张在铁窗前笑傲死亡的合影，拍摄于早春的元宵节。那一天，羊城的市民必定是一如既往地赏着花灯吃着元宵；这一对青年躺在红花岗，不知那里是否也盛开着羊城随处可见的红棉；不知在被广州起义将士的鲜血浸染过后，那年的木棉会不会开得格外的鲜妍硕大？“像英勇的火炬，更像沉重的叹息”——为那个冬天和那个春天，在广州起义中不该陨落的青春和生命而叹息，为那些曾经有过的，以及还没来得及有的，最纯洁的爱情而叹息。
三联油画 刑场上的婚礼之一 寒凝大地（陈逸飞、蔡江白）
附注
[1]谭天度“忆恩来”（1998），又见谭天度“与陈铁军晤谈”（1926/2002），收入《谭天度诗文集》。
[2]见《申报》1928年2月15日第9版“广州枪决共党首要续讯”，其中有陈铁军自述加入共青团和共产党的经历。
[3]见《申报》1928年2月8日第4版“粤省近闻”，其中的陈映苹即后续报道中的“陈影苹”。
[4]见《聂荣臻回忆录》（2007），79页。
[5]见区梦觉“忆陈铁军同志”（1980）和《聂荣臻回忆录》（2007）相关内容。
[6]见谢燕章“周文雍陈铁军两烈士被捕和就义情况有新证”（1987）以及林军、戴晓歌“对陈铁军烈士有关史实的辨析”（1993）。
[7] 见《申报》1928年2月15日9版“广州枪决共党首要续讯”。
[8]见区梦觉“忆陈铁军同志”（1980）、谭天度“忆恩来”（1998）、黄平“广州暴动”（1981/1988）。
[9] 见《申报》1928年2月11日11版“广东捕获共党领袖”。
[10]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1988）相关章节、黄平“广州暴动”（1981/1988）。
[11] 参见《聂荣臻回忆录》78-79页（2007）。
[12]见黄庆云“陈铁军与陈铁儿”（1983）。
[13] 见孔玉“记陈铁军烈士二、三事”（1982）和李石磷“，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就义纪实”（1981）。
[14] 见谭天度“忆恩来”（1998）。
[15] 参见林军、戴晓歌“对陈铁军烈士有关史实的辨析”（1993）。
[16] 见叶剑昌、谢燕章“周文雍”（1983）。
[17] 见黄平“广州暴动”（1981/1988）。
[18] 参见《广州市志》第9册（2010）“区梦觉”。
[19] 见谢燕章“周文雍陈铁军两烈士被捕和就义情况有新证”（1987）。
参考文献
1. 广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2010），《广州市志·区梦觉》（1991-2000 第9册），广州：广州出版社。
2. 黄平（1981/1988），广州暴动，载于中共中央党校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广州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3.黄庆云（1957），不朽的事业，不朽的人，《中国工人》12号。
4. 黄庆云（1983），陈铁军与陈铁儿，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南粤英烈传》（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5.孔玉（1982），记陈铁军烈士二、三事，《广州日报》2月2日。
6.李纪磷（1981/2008），周文雍陈铁军烈士就义纪实，载于李齐念（主编）《广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8年。
7. 林军、戴晓歌（1993），对陈铁军烈士有关史实的辨析，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广东党史资料》第22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8. 聂荣臻（2007），《聂荣臻回忆录》，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9.区梦觉（1980），忆陈铁军同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东省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29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0.谭天度（1926/2002），与陈铁军晤谈有感，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编《谭天度纪念文集》。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2年。
11.谭天度（1998），忆恩来，《党史天地》第3期。
12.伍乃茵（1962），《记陈铁君烈士》，《中国妇女》第10期。
13.谢燕章（1987），周文雍陈铁军两烈士被捕和就义情况有新证，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编《广东党史资料》第九辑，广东人民出版社。
14.叶剑昌、谢燕章（1983），周文雍，载于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委员会办公室编《南粤英烈传》（第一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
15.中共佛山市委党史研究室（2004），陈铁军烈士年表，载于《热血铸忠魂陈铁军烈士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专集》，内部发行。
16.中共中央党校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1988），《广州起义》，北京：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