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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烟台公房的“一房一故事”(二十六)——烟台市市属直管公房历史保留建筑汇编

阅读量:3634919 2019-10-21


老烟台公房的“一房一故事”(二十六)
烟台市市属直管公房历史保留建筑汇编
作者:赵君良 等
 
一、朝阳街历史街区
 
(九)海关街近代建筑
3
交通银行烟台分行旧址
交通银行烟台分行旧址位于海关街29号,建筑面积498.25平方米,为砖混结构的三层建筑。内天井院式布局,坐东向西,建筑平面呈方形,建筑的外立面采用欧洲古典建筑的壁柱式,墙面及门窗多线角和图案状装饰,而且呈对称形式,内院为环形连廊,是中西合璧相结合的建筑。2006年,与烟台山近代建筑群一起公布为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交通银行原为旧中国四大官僚资本银行之一,建行之始,是晚清时期清政府同邮传部为经理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事业的收付而专设的银行。它成立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总行设立在北京,清政府特许规定交通银行是一家官私合办企业,是中国以现代方式开办的最老的金融机构之一,分支机构遍布全国。交通银行烟台分行创建于1910年。
 
交通银行烟台分行除经办一般银行业务外,还被授权发行钞票和专收东海关税。1905年在龙口设办事处;1930年在威海设办事处;1933年在黄县设寄庄。
 
交通银行烟台分行在1926年9月23日,经历了一次骇人听闻的金融风波,追其原因,是由于该行经理易人,烟台市面上谣传“交通银行的汇兑太不保牢,可能该行倒闭”云云,因此烟台市的商户纷纷涌到该行挤兑,一日之间,该行兑出30余万现洋,但该行稳妥地处理了这次全融风波,全力以赴,敞开兑付,并当机立断采取措施,委托交通银行上海分行及本地其他钱庄分兑,次日风波平息,该行在储户中的信誉也大增。
 
1932年,交通银行烟台分行开办了储蓄部,在抗日战争前夕,该行致力于发展国际汇兑业务,以及向当地的工农业提供贷款。这个时期,交通银行烟台分行的行长是张富吾,浙江人,北京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先后获得文学学士及文学硕士学位,曾出任北京吴苏商业储蓄银行经理,又任天津中国农工银行经理。1928年转入交通银行,与中国金融行业有广泛的联系,在烟台市商界颇受尊重。
 
1938年2月,日军入侵烟台后,一度将交通银行烟台分行查封。幸事前该行将金银等重要资财转存至烟台英国汇丰银行及上海交通银行总行,方避免重大损失。后辗转开业,但在 1941年8月又被日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接管。

汇编中交通银行烟台分行旧址外景照片

汇编中交通银行烟台分行旧址内部地砖照片
编者张宜中注一:
在我知道的老烟台史料中,交通银行地址起先在位于上海轮船招商局烟台分局的招商局街(此街在其之前称为朝安街、在其之后至今称为利通街),后迁到原名滋大路、再后并入海关街现址。
老烟台交通银行称谓有3种:①本文的“交通银行烟台分行”;②有的书曰1911年成立始名“中华民国邮传部交通银行烟台支行”;③有的书曰和2004年5月24日烟台市文化局发布登记保护的不可移动文物标志牌上的“交通银行烟台支行”。究竟孰对孰错?
我查阅了一些资料,因交通银行在烟台史料太少不足以充分论断,在此进行如下推测:
对于①,有两种情形,一是笔误,将“支行”写为“分行”;二是可能,但不是设立始名,参照青岛情况,1923年7月5日交通银行在青岛设立二等“支行”,1925年交通银行青岛支行改为一等支行,1935年7月升格为“交通银行青岛分行”,烟台交通银行设置时间比青岛早得多且重要,很有可能后来将初始的“交通银行烟台支行”升格为“交通银行烟台分行”;
对于②,烟台交通银行设立时间是在1910年(另有一说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北洋政府于元年(1912年),改“大清邮政”为“中华邮政”,将“邮传部”改为“交通部”并接管交通银行,也有史料曰北洋政府没有将交通银行归属交通部,而是由袁世凯的心腹时任北洋政府秘书长的袁士治兼任总理职务直接掌控,因此所述始名中“中华民国邮传局”是不对的;
对于③,应该是对的。
编者张宜中注二:

编者张宜中在史料中查找的老烟台交通银行旧址旧照
编者张宜中注三:







编者张宜中于2019年10月20日上午在现场拍摄的海关街29号交通银行烟台支行旧址7张照片
编者张宜中注四:

编者张宜中2019年10月20日早晨在查找史料中海关街29号交通银行烟台分行旧照时,发现某史料这张题为“交通银行旧址”照片,但经过甄别,照片上的建筑应该是其北侧相邻的28号楼房,接着到现场勘查一番,确认标题错误。
编者张宜中注五:





编者张宜中在网上查找的中华民国时期交通银行烟台支行(或分行)发行的5张钞票照片
编者张宜中注六:
陈季安、张富吾(或写成张福五)先后任老烟台交通银行经理。
编者张宜中注七: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及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烟台分行介绍
●伪中联银行成立之前,伪京津地方治安维持会就准备发行纸币,并在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与北平印尉局订立合同,将过去大清银行留下来的印钞钢版更改行名,并将钞版上主景图案的摄政王头像改为黄帝、孔子、关公、岳飞等人像、用旧存的外国印钞纸印刷了百、拾、五、壹元四种元券,五角、二角、一角三种角券,五分、一分、半分三种分券。一九三八年二月,在驻华日军特务部的协调下,伪中联银行接收了这批纸币,并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日发行了百元券(黄帝像,)、十元券(关公像)、五元券(岳飞像)、一元券(孔子像)四种元券,六月发行了角券,十二月发行分券,这是伪中联银行的第一版纸币。


 
因第一版纸币是使用旧时库存的外园纸印尉的,不久这种进口纸就用完了。日本马上就为伪中联设计制造了第二版纸币。这批纸币使用的是马尼拉麻和牛皮纸浆为原料的日本三菱纸,并对第一版纸币的图案、色彩进行了修正。一九三九年一月发行这版纸币,有一元、五元、十元及一百元券。
 
第三版纸币是由日本政府内阁印刷局制纸造出的,这种纸的原料中渗入日本出产一种叫结香(黄瑞香)的植物纤维,增加了钞纸的透明度,并於一九四〇年发行了这版纸币。
伪中联银行的下列纸币是在日本印制的,计有五分券,第二版一、二角、十元券,第五版百元券、十元券、乙种十元券第一版,乙种五百元券等。
 
后来日本又为伪中联设计了面值五佰元和一仟元的大钞,分别于一九四五年三月和五月投入流通,并印制了大量面值为五仟元的大钞,但未及发行。五仟元大钞是国民政府接收华北后,投入流通使用的。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日本侵略军侵占了华北大部分地区,并扶植汉奸王克敏在北平组织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达到以战养战,以华治华的战略目的。更为了能全盘掌控华北金融,日本侵略军筹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
 
1938年2月11日,由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财务总署王时璟出面,在北京创办了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总行设于北平,另在天津、青岛、济南、开封、太原、徐州、山海关、唐山、石门、临汾、运城、新乡、烟台、海州、潞安、龙口、威海卫、秦皇岛、宿县、淮阴,日本东京等地设立办事处,省金库代办处设在保定。
  
该行资本额定为5000万元,伪北平临时政府出资1250万元(从日本兴业银行、横滨正金银行、朝鲜银行三家银行借入),强迫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大陆银行、金城银行、中南银行、盐业银行、河北银行、伪冀东银行八家银行共出资1250万元,并将原华北各银行1935年法币改革时未及上缴的发行准备金(白银)一并列入股本之列。
 
伪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成立后,野心勃勃,立意要将华北地区货币统一,实施伪联银券变为惟一“法币”的政策。出台了多个《旧货币整理办法》,对法币和各种商业银行、地方银行、私帖等纸币加以收兑、限制,直至禁止通行。对日本、朝鲜银行券及伪满州中央银行发行的纸币也于1941年后禁止在华北流通。该行至日本投降前,共发行“联准券(联银券、准备票)”约1423亿元,套取了中国大量的物资和外汇,是日本控制之下的奴才银行。
 
“联银券”的滥发,造成当时物价飞涨,人民苦不堪言,中国劳动人民创造的大量财富被日本侵略者掠夺,华北人民将此券称为“汉奸票”或“走狗票”。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有,第一套龙票(又称右龙票)1元、5元、10元和100元面值,辅币券有半分、1分、5分、1角、2角、5角券。第二套为小龙票(又称左龙票),面值相同,年份不同,后来又设计印发了面值5000元的大钞,但未及发行日本已投降。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联合准备银行随即结束,11月,国民党财政部规定联准券5元兑换法币1元。

 
●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烟台分行
 
该行于1938年10月在朝阳街设立,主要发行联银券,经营存、放、汇业务,办理地方金库收支,管理金融市场及钱业汇兑。
1939年该行与地方商股合办鲁兴、大阜两银行烟台分行,同年伪外汇局设立烟台办事处,管理外汇,办理进出口贸易结算。
1945年日本投降后,烟台“中联”分行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没收,鲁兴、大阜两分行商股因系汉奸资本,亦同时没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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