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推送将按照内容分为3篇呈现，分别是：
·《景观（英语）和景观（德语）1 —— 景观的“地方志”、年代学和演变意义》（2019.10.16）
·《景观（英语）和景观（德语）2 —— 景观、浪漫民族主义和地理学》（2019.10.23）
·《景观（英语）和景观（德语）3 —— 景观的欺骗、新空间性和意义》（2019.10.30）
本篇为该系列第2篇，第1篇精彩内容请直接点击上文标题或见文末“上期回顾”。
— 导 读 —
本篇文章由J’Studio RESEARCH LAB提供（简介与二维码详见文末），具体内容整理自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2004年发表于德国历史研究院“历史上的空间转换”（Spatial Turn in History）座谈会的内容。他从景观的德语词Landschaft和景观的英语词Landscape出发，讨论了景观这个词语的演变历史及其背后的民族文化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如何从一个有边界的、可被测量的绝对空间，到被理解为自然地理、民俗文化表达和争论的重要领域，再到人类权力和物理环境的关系，并延伸到当下的空间性和意义。他不仅指出景观在构建民族认同和差异方面的地位，也提出景观如何将历史上特定的社会关系掩盖在它们自然平滑美好的表面之下。他认为在传统的地理语境下，景观是土地和生活之间生态关系的表达；而现代，景观对人们生活中的欲望做出回应，将汇集的自然、文化与想象力的活跃因子重塑并注入物质世界。让我们从丹尼斯的视角追根溯源，观往知来。
景观（英语）和景观（德语）
LANDSCAPE AND LANDSCHAFT
丹尼斯?科斯格罗夫 | Denis Cosgrove (1948-2008)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学系的Alexander von Humboldt席位教授，也曾担任过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的研究生院院长及人类地理学教授。1998年，获得了皇家地理协会颁发的久负盛名的柏克奖。2008年，被提名盖蒂杰出学者。
景观、浪漫民族主义和地理学
在欧洲国家努力建立近代民族国家时，
景观成为（民俗文化）表达和争论的重要领域
17世纪中期，依照威斯特伐利亚和约（Treaty of Westphalia）②，欧洲国家主权与领土独立制度得以建立。而且，直到19世纪初拿破仑战争爆发，作为地缘政治格局（geopolitical pattern）代表的英格兰斯图亚特王朝（Stuart England）一直存在着。
17世纪荷兰巴洛克风俗画家吉拉尔·特·博赫（Gerard ter Borch）所作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批准》（The Ratification of the Treaty of Münster），记录了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的签约过程。
当法国革命者在整个大陆上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的普适原则时，他们也欣然接受了这种地缘政治原则，即国家（state）应当是一个民族（nation）的反映——作为一个自然实体，拥有固有领土，并且使用相同语言和习俗来表达文化。
因此，以法国为例，它的领土被包含在理性主义者尤为偏爱的六边形的“自然界限”（natural limits）内，这六条边分别对应海峡、大西洋沿岸、地中海沿岸、阿尔卑斯山脉、比利牛斯山脉和阿登山脉（the Channel, Atlantic and Mediterranean coasts, and the Alps, Pyrenees and Ardennes）。笛卡尔空间（Cartesian space）在国土尺度的严谨应用还被推广到了当地省份，这些新的，尺寸和形状都很规整的行政空间取代了过去旧制度下的省份边界，并且人们通过自然地理地形来命名新单元，实现了省份的几何状重整：如卢瓦尔河、孚日山脉、亚特兰蒂斯的夏朗德地区、阿尔卑斯滨海诸省（Loire, Vosges, Charente Atlantique, Alpes Maritimes）。
19世纪，每个欧洲国家都在努力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以便协调普适性政治原则与独特民族认同感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普适性政治原则通过数学、几何和统计学的语言进行表达，而独特民族认同感则通过自然地理、语言、民俗文化和习俗的“自然”媒介得以塑造。在这些斗争中，景观再次成为民俗文化表达和争论的重要领域。
德国通过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建立起“民族（national）”景观形象
其中，德国的例子堪称典范。德意志关税同盟③和普鲁士行政与军事机构缓解了政治分裂与语言文化统一之间的紧张局面，并借此促成了1870年的德意志帝国统一。但是，德国民族（German nation）的那些在领土边界内可被连贯整合的土地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问题却从未得到完满解决，不过，到20世纪末期，随着冷战结束和欧洲统一计划的出现，这个地缘政治问题已不再是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
与欧洲和北美的其他地方一样，19世纪初的德国通过浪漫主义艺术和文学建立起“民族（national）”景观形象。诸如艺术家卡帕斯·大卫·弗里德里希（Caspar David Friedrich）④等人捕捉到了具有强烈基督教特点的山体与森林风景，并借此改变了德国传统绘画风格——这种传统绘画风格可追溯至前面所讨论过的新的、被理解为风景的景观（Landscape）的出现，它们与地方志艺术存在紧密关联，这种风格可以在16世纪初阿尔特·多费尔（Albrecht Altdorfer）及其他多瑙河画家的作品中找到踪迹。[21][22]这些传统绘画也是格林兄弟复原的德国民俗文化的原型景观。然而，这些景观图像并未直接反映出被德国人民占领的支离破碎的领土。
16世纪德国画家阿尔特·多费尔所作《亚历山大的伊苏斯之战》（The Battle of Alexander at Issus）。
因此，在19世纪和20世纪发展起来的地缘政治战略中，为了进行科学的德国国家空间制图，需要对景观（Landschaft）进行改造（以使其边界更完整）。这项任务由德国的地理学家们主持进行。需要说明的是，早期地理学在欧洲仅设立于德国的大学中，故严谨而精密的科学理论使德国地理学的权威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尤其是在美国。
在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后，民族、国家和空间（Raum）之间的关系成为主导20世纪德国地理学的核心问题，暴露出德文语境下的景观（Landschaft）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关联
在德意志帝国统一之后，民族、国家和空间（Raum）之间的关系也成为主导20世纪德国地理学的核心问题。影响最深远的或许是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l）的著作，他的国家有机体理论（theories of organic nature of the state）将国家比作达尔文进化论斗争中为了抵抗其他国家而不断进行领土竞争的生物。这些理论对军事思想的影响跨越了两场欧洲战争，并在军事地理学家卡尔·豪斯霍弗（Karl Haushofer）的著作中获得了最有力的阐述。
另外，虽然不太为人所知，但同样涉及到上个世纪国家政策中一些更令人反感的方面是：德国对聚落形态和景观外形的地理控制倾向。在19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40年代之间，德国地理学家对农村聚落形态的形式和分布进行了系统研究，产生了像放射村落（Rundling）和簇群村落（Strassendorf）这样的分类。这些都是基于多种信息调查的结果，包括：村落、小村庄和分散的个体农场的布局和规模，村庄与田地系统的关系，土地权属，耕种、放牧和林地管理的模式。在此背景下，景观形态学——人类居住可见形式的研究，被认为是与本土民俗文化及其物质环境之间的有机联系相悖的。
不过，诸如奥古斯特·梅茨恩（August Meitzen）和帕萨尔格（Siegfried Passarge）这样的地理学家又指出，文化景观（Kulturlandschaft）揭示了自然景观（Naturlandschaft）对一个民族的持久影响，表达了对跨区域的地理突发事件的生态适应。这些研究使景观意义得到演化升级。
在这一阶段，人们通过选定的形式来分析于现代景观概念中发展起来的某一地区的视觉外观，以揭示社区与土地之间的“自然”联系。虽然缺乏景观的图像与审美要求，但景观（Landschaft）这种学术定义不再取决于是否体现德文最初用法所强调的习惯法和政治关系，而是代表了这样一种观点：即通过细致的形态测绘可能会揭示现存的真正的德国聚落类型与景观。若能揭示这种民族景观（national landscape）的分布，就可以为德国空间（Raum）的真正边界划分提供科学依据。[23]~[25]
德国的景观地理学概念的学术影响在美国尤为明显，甚至持续到了20世纪。
在上世纪的前20年，环境决定论学派（The school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一直主导着美国的地理思想，认为物质环境跟人口密度以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存在因果联系。后来，来自中西部德语家庭的卡尔·萨尔（Carl O. Sauer）对该学派进行了强烈批评，他早年在威斯康星州学习地理学并借此进入德国学界。在景观研究方面，他与德国地理学家一样，致力于研究和解释现代化之前的文化与土地间的有机深层联系。然而，萨尔对塑造空间的文化活跃因子的研究受到了环境决定论学派的坚决反对。因此在其1926年发表的著名论文“景观的形态（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中，他论证了自然和文化“因素” 在景观（landscape）演变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不过他强调“自然景观是媒介，文化是因子，文化景观则是结果” （nature is the medium, culture the agent, the cultural landscape the result）。[26]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萨尔这种方法论陈述及其田野调查为美国景观研究提供了地理实践的依据，并在环境历史学等当代学术领域中获得了共鸣。萨尔还在他的论文中加入了一个关于景观“美学”维度的简短陈述——这也进一步揭示出其对德国思想的影响。他声称，无论如何有逻辑地、全面地研究景观形态，总会有一种“超越学科”（beyond science）的景观维度存在。这种维度是无法通过正规的研究来实现的，只能借助诗歌与艺术的途径。这样的观点出自萨尔笔下或许情有可原，但这样的观点出现在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是非常危险的。比如，曾因与秉持地缘政治论的豪斯霍弗（Haushofer）进行合作，并且在其出版的《德国战争准备（Germany Prepares for War）》一书中对德国军事主义大为赞美而广为人知的地理学家伊瓦尔·德班斯（Ewald Banse），他也撰写了关于景观美学的文章，宣称德国人民的高贵灵魂是根植于其独特景观的物质与美学品质中的。[27]~[29]以上观点暴露出德文语境下的景观（Landschaft）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紧密关联，且这种联系将随着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的崛起而产生令人不安的实际影响。
这一点（指德文语境下的景观（Landschaft）研究与政治意识形态具有紧密关联）还在德国的聚落景观研究传统中有所体现。
20世纪中期，德国聚落地理（settlement geography）的“景观指数（landscape indicators）”的传统研究在瓦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及其他人的理论工作中达到了学术巅峰。除了绘制和分析传统的乡村聚落形式外，他们还延用了古典经济学来模拟假设的聚落分布，从而产生了纯粹的理论景观。他们从同质完整的“理想地表”开始，探讨在自由竞争和效用最大化的世界中，供需曲线是如何产生一个有效分布的“中心地（central places）”来满足零售、运输和管理需求的。[30] 20世纪60年代后期，这些空间理论和由此产生的“经济景观”成为战后国际地理研究的主要对象。
当时，从事空间科学研究的非德国地理学家中很少有人意识到这种传统聚落景观研究已经对他们产生了极大影响，这种影响不仅因为该研究与德国地缘政治学的关联，还因为克里斯塔勒为希姆莱（Himmler）所做的工作——这位地理学家（指的克里斯塔勒）的理论被运用在1939年以后占领的斯拉夫东部土地的重建规划中，他借此机会直接将其地理景观研究理论应用于纳粹的空间支配和人口工程中[31]：前波兰和苏联的领土被划分为真正的德国地区和虽在德国统治下却被少数民族（斯拉夫）占领的地区。在真正的德国地区中允许来自莱茵兰和其他“拥挤”的农村地区的农民迁入，根据规划将通过田地模式、农庄建筑和林地种植的管理，重新设计和塑造为类似的理想化“德国”景观。由少数民族（斯拉夫）占领的地区则被德国根据自己的利益进行管理，在清理掉“不受欢迎的区域”后可被认为是一个同质（自然资源相同且均匀分布的）平原——一个其景观设计仅仅与管理效率和生产力相关的非场所（non-place）⑤。
景观与自然风光和民族性格有关，
能够反映民俗文化
为了避免认为德国的案例是独一无二的，我们也要回顾一下19世纪出现在其他欧洲国家民族主义的风景画、地域文学和民俗文化，它们也是借由景观塑造民族主义项目的一部分。在英国，约翰·康斯特布尔（John Constable）和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J.M.W. Turner）创立了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风景画传统；在美国，托马斯·科尔（Thomas Cole）和弗雷德里克·埃德温·丘奇（Frederick Edwin Church）也做了类似事情；在加拿大，“七人小组（Group of Seven）”试图发展一种图像语言，以从物质形式的景观中表达独特的加拿大精神。
19世纪英国画家约瑟夫·马洛德·威廉·透纳所作《奇切斯特运河》（Chichester Canal）。
早在1838年，具有国际影响力的英国文化评论家约翰·拉斯金（John Ruskin）就在他的《风景诗》（Poetry of Landscape）里写道“欧洲各国的建筑与自然风光和民族性格有关”。[32]并且认为在区域和国家层面，保留历史格局和聚落景观形态可作为国家“真实特征（authentic character）”的体现。这一点十分重要，可以通过多种实践来追溯：如斯堪的纳维亚对民居类型的再创作——民俗博物馆，英国学龄儿童的田野课程——识别“大不列颠”野花，美国市民透过汽车挡风玻璃观赏绮丽景观来提升民族自豪感——美国公园大道。[33]
地形图集是国家景观的一种图像化表达，并扮演着在国家空间边界内构建和表达文化身份的角色，说明了景观在构建民族认同和差异方面的核心地位
或许最能有力体现景观（Landschaft）与景观（Landscape）这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以及绝对空间作为容器的现代概念在现代民族国家中获得的政治表达的就是地形图集了。
每个西方国家都有一个覆盖本国领土范围的官方地形图集，该图集会按照不同尺度进行分类。对于徒步旅行者、骑自行车者和其他游客等休闲用户来说，熟悉的地形图比例是在1:25 000到1:100 000之间，另外，1:50 000是大多数国家使用最广泛的比例。⑥这种比例之所以实用性强，是因为在该比例下的地图大概可以覆盖350平方公里的范围，好似我们在晴天能够看到的那些景观元素，细致到足以描述10米等高线间隔的地形变化、村庄定居点的形式和个体农场的位置、广义的土地类型、当地地名等特征，方便使用者“实地”（in the field）阅读。⑦
在欧洲各个国家，国家地形测绘项目可追溯至18世纪晚期，与国家领土的军事防御机构（在英国，地图由军械测量局（Ordnance Survey）发布，地图标题反映出它早期被用于炮兵行动；在意大利，地图则由军事地理机构（Istituto Geografico Militare）发布）、现代国家的系统库存以及官僚机构关系紧密。这也说明了景观在构建民族认同和差异方面的核心地位。
现代地形图所覆盖的区域大致符合传统地形描述的尺度。事实上，正是18世纪的地方志作者和反对者的利益确保了考古遗址被标记在英国地形图集上，且不同的标记表示不同的遗迹——史前、罗马和中世纪。地形图集上被标注的景观元素、标识惯例和颜色变化反映出不同国家的物质环境和文化倾向的差异：瑞士地图专门使用颜色和阴影来表现山地浮雕，以强调这种体现瑞士民族自豪感的主要景观对象; 法国地形图则标记了每个社区的人口，反映出19世纪法国的人口流失和停滞在其民族自豪感中蒙上的阴影。
这些地形图集无论相似还是相异，都是国家景观的一种图像化表达，并扮演着在国家空间边界内构建和表达文化身份的角色。在许多国家，拥有、使用和熟悉地形图及其景观表现的方式被视为公民身份的一种象征，是在实际景观中正确看待与引导自己（方位）的指南。
NOTES
② 威斯特伐利亚合约是指在1648年5~10月期间于斯特伐利亚地区内的奥斯纳布吕克和明斯特签订的一系列条约。是近代第一个国际法合约，标志着欧洲宗教战争的结束，也是基于威斯特伐利亚主权概念的现代国际体系的开始。
③ 德意志关税同盟于1834年正式开始，是德国统一以前，以普鲁士为首的各个邦国为扫除彼此的贸易障碍而结成的同盟。该同盟的建立是德国走向经济和政治统一的重要步骤，并促进了19世纪德国工业革命的发展。
④ 他的艺术思想反映了德国的民族感情与宗教信仰，并认为地理环境会影响不同地区的人的文化特征，从而影响民族性格。
⑤ “非场所”（non-place）是从传统的空间概念“场所”（place）发展而来的，马克·奥吉堤（Marc Auge）在其《非场所：超现代人类学入门》一书中指出当下社会已进入一种叫做“超现代”（Supermodemity）的社会形态中，导致大量“非场所”的诞生，如机场、高速公路、超级市场等。在“非场所”中，人对空间缺乏认同感（identical），与空间没有关系（relational），空间也不具备历史性（historical）。
⑥ 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前，标准尺度为1英寸到1英里（1：63，360），而在美国相当的比例仍然是1：62，000，这反映了共和国早起试图“推动”帝国的测量方法。
⑦ 在历史上，地形图的纸张大小与十九世纪中期的军事行动的规模以及炮兵距离的大小有关。
REFERENCES
[21] Wood, C. S.(1993). Albrecht Altdorfer and the Origins of Landscap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2] Schama, S.(1995). Landscape and Memory. London: Harper Collins.
[23] Ratzel, F.(1996). The territorial growth of states. In J. Agnew., D. N. Livingstone, & A, Rogers.(Eds.), Human Geography: An Essential Reader(pp.525-535). Oxford: Blackwell.
[24] Mayhew, A.(1973). Rural Settlement and Farming in Germany. London: Batsford.
[25] Meitzen, A.(1895). Siedelungs und Agrarwesen der Westgermanen und Ostgermanen, der Kelten, Finnen und Slaven, 3 vols. Berlin.
[26] Sauer, C. O.(1969). The Morphology of Landscape. In John, l.(Eds.), Land and Life: A Selection From the Writings of Carl Ortwin Sauer.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7] Banse, E., Harris, A. L.(1934). Germany Prepares for War. Toronto, Macmillan.
[28] Banse, E.(1928). Deutsche Landschaft und Seele: Neue Wege der Untersuchung und Gestaltung. Franz: Franz Steiner Verlag.
[29] Banse, E.(1934). Geographie und Wehrwille: Gesammelte Studien zu den Problemen Landschaft und Mensch, Raum und Volk, Krieg und Wehr. Breslau : Verlag Wilh. Gottl. Korn.
[30] Christaller, W.(1966). Central Places in Southern Germany. Engle- 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31] Gr?ning, G., & Wolschke-Bulmahn, J. (1985). Die Landespflege als Instrument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Eroberungs-politik: Ein Standort-gerechter Beitrag. Arch Plus, (81), 46-59.
[32] Cosgrove, D.(1979). John Ruskin and the 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Geographical Review, 69(1), 43-62. https://www.jstor.org/stable/214236
[33] Zeller, T.(1999). ’The Landscape’s Crown’: Landscape, Perceptions and Modernizing Effects of the German Autobahn System. In David, N.(Eds.), Technologies of Landscape: Reaping to Recycling(pp.218-238). Amherst, Mass.: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 翻译者 —
曹靖，北京林业大学城市规划专业13级，现宾夕法尼亚大学景观专业在读，J'Studio助教研究员。
周国喜，北京林业大学草坪学专业13级，现罗德岛设计学院景观专业在读，J'Studio助教研究员。
— 推荐人 —
庄新琪，英国AA建筑学院Landscape Urbanism专业硕士，曾就职扎哈哈迪德建筑师事务所，现为J'Studio景观参数化研究中心联合创始人和Needle设计事务所创始人。
— 推荐语 —
我对景观都市主义的了解，在前往AA念书前就有所熟知，在AA Landscape Urbanism专业读书时的所学，更是获得了深层的理解，并不只针对景观都市主义这个概念，而是帮助重新理解了“景观”这个词的定义，以及让人思考为什么在当今大数据的时代下，想要更加深刻理解物质世界的的改变与人类生产活动的前因后果，我们就先要理解景观本身——因为，想要理解新时代下“景观”研究的含义，就要首先理解人的主观能动性对于客观物质世界的改造，和这其中的因果关系。
本文的作者Denis Cosgrove的作品属于AA Landscape Urbanism专业的必读书目范围。他和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师James Corner及美国摄影艺术家Alex S. MacLean 合著的《Taking Measures Across the American Landscape》（耶鲁大学出版社，1996年首次出版）也非常经典。作为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Los Angeles，简称UCLA）的地理学教授，他的论文从景观背后的地理学历史出发，深刻剖析了景观和自然与文化的关系。
— 上期回顾 —
景观（英语）和景观（德语）1 —— 景观的“地方志”、年代学和演变意义
— 下期预告 —
《景观（英语）和景观（德语）3 —— 景观的欺骗、新空间性和意义》：
- 景观自然美好的表象下掩盖着什么？
- 当代景观意义得到了什么样的升华？
END
编辑 | 冉玲于 佘依爽
J'Studio RESEARCH LAB
J’Studio景观参数化研究中心( J'Studio RESEARCH LAB)成立于2017年，是一家以参数化设计研究为核心，以技术咨询及设计教育为核心业务的综合研究型公司。J’Studio目前在北京林业大学科技园以及华中师范大学内拥有独栋的教学办公场地。我们保持对景观与城市设计方向的技术革新与方法论探讨，并致力于推广新型景观和城市的设计方法论，我们也坚持景观设计师将会作为城市智库一样的存在。
▽ 点击下图查看投稿方式
▽ 点击关键词浏览订购《景观设计学》过往期刊
*灰色为售罄期刊
边界丨伦理丨灾难丨土壤丨服务
海洋丨评论丨跨国丨韧性丨教育丨流域
大数据丨人类世丨高密度丨全球化丨考古学 | 经济学
公共健康丨生态修复丨传统智慧丨地理设计丨智能工具
水系统协同丨使用后评价丨生物多样性
可持续城镇化丨多中心治理
感知丨传达丨时间丨市场丨能效丨人类学
新型城镇化丨水系统丨基础设施丨海绵城市
生态安全丨共享经济丨人工智能
▽ 推荐关注
▽ 景观之路游学
▽ 土人学社工作坊
▽ LA先锋奖
▽ 景观中国网
▽ 生态文明城市建设论坛
▽ 望山生活
《景观设计学》（Landscape Architecture Frontiers，简称LAF）由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高等教育出版社联合主办，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景观学与美丽中国建设专业委员会支持，俞孔坚教授担任主编。LAF为双月刊，刊号为CN10-1467/TU，ISSN号2096-336X，邮发代号80-985。全彩页印刷，每期主题集中阐述，中英双语呈现。
2014年，LAF成为中国国家广电总局首批认定学术期刊；2015年，成为CSCD核心库期刊来源刊；同年，荣获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年度交流类荣誉奖。2016年，入选中国（武汉）期刊交易博览会中国“最美期刊”；2016年和2018年，连续两届荣获中国高校优秀科技期刊称号。
如果你喜欢本期推送，
请点击“在看”分享给更多朋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