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隐隐于西：从程抱一创作看中华文化和欧华文学
 黄万华
摘要：程抱一欧洲“隐居”中的写作致力于“本源”和“他者”两种文化的精华之间建立起生命感受的交流，由此丰富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他视“三元思想”为道家和儒家共同之道，又和西方艺术思想有精神上的暗合相通，从而将三元论这一“中国思想所奉献的理想化的世界观”提升为人类的宇宙观。他的文学作品充溢“交流”本身独立创造的生命力，近代以来的中（传统）西（现代）二元的观念得以消解，中华民族人性的至尊和中国人灵魂的深邃得以丰富呈现，两种传统交流中的更新让异域的中华文化传统更为丰厚。这一切也是欧华文学的历史缩影。
关键词：程抱一    中华文化    欧洲华文文学    三元论    交流
程抱一1949年旅居法国后的最初十余年中，“几乎一无所有：没有有效的文凭，没有职业。那时候故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尚无对接，中国艺术在法国远没有今天这样受人瞩目”，而他在尚未“能够直接用法语创作散文、诗歌和小说”的“将近二十年里”，甚至“是一个失语者”[1]。这种西方文化环境，使得中华文化传统的延续没有任何现实功利性；对于程抱一而言，更是无现实功利而从内心生发“故国文化与法国文化对接”的愿望。法国学者形容程抱一来到法国的生活是“在悄无声息中默默吸收着西方文化，与此同时，他在孜孜不倦地探索中国本土古代艺术、绘画和诗歌传统的意义”[2]，这是一种文化“隐居”的生活。而程抱一恰恰是在这种文化“隐居”的环境中，成就了大学问。他最初在法国有影响的著述，就是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系统阐释唐诗和其他中国艺术，《中国诗语言》（1977）和《虚与实——中国绘画语言》（1979）、《梦的空间——千年中国水墨画》（1980）、《气——神》（1989）等著述，不仅对中国独有的文学艺术宝藏作了精湛阐述，而且力图“把中国思想的精髓提炼出来”[3]，对生命的本质进行思索，在法国艺术界和学术界得到了广泛认同。之后他更是在小说、诗歌、散文、书法、绘画创作和哲学、美学、翻译等诸多方面成果丰硕，著述30余种屡获大奖，成为欧洲社会中涉及文学艺术门类最多、创作成就最大的华人作家和学者。更有意义的是，程抱一对中国传统诗书画世界的精妙诠释，不仅被拉康、雅可布森、列维·斯特劳斯等欧洲思想、艺术大师由衷赞许，而且可以进入法国“寻常百姓家”，被社会上读者大众像阅读自己国家名家书籍一样的喜爱。2001年，程抱一荣获法兰西学院文学大奖和法国总统颁发的荣誉骑士勋章；同年，法国当代著名作家、法兰西学院院士雅克·德·波旁·布塞去世，翌年，法兰西学院选举由程抱一接替出任，程抱一成为与拉辛、高乃依、孟德斯鸠、伏尔泰、雨果、大仲马、泰纳、柏格森、法朗士等名列一起的“不朽者”：东方“大隐”成就于西方。
2002年，程抱一入选“法兰西院士”
程抱一1975年前主要用中文写作，此后开始用法文写作，但其主要作品已译成中文，并在中国大陆、台湾等华文主流社会产生广泛影响。以程抱一为代表的“大隐隐于西”（就中华文化的海外播传而言，陈季同、赵无极、高行健等旅法者也称得上“大隐隐于西”）现象，传达出中华文化与欧洲华文文学的根本性关系，也反映出中华文化身处传统深厚、历史久远的欧洲文化圈中被激发的活力。
 
一
 
何谓“大隐”之“大”，程抱一的实践和成就是，“不断地在其本源文化积淀中最精华部分和‘他者’提供给他的最精彩的部分之间去建立更多的交流”[4]。只有把握了“本源”和“他者”两者的精华，并予以“交流”，才可能丰富民族文化和人类文化。
  程抱一的这一实践，开始于东西方严重对峙的年代。他的《与友人谈里尔克》一书写于1961年至1964年，此前后，中国正疯狂地发生着一场场红色革命，而法国也涌动社会革命潮流，甚至受到中国文革红卫兵运动思潮的狂热裹挟。然而，《与友人谈里尔克》所展示的程抱一异域写作的起点却呈现包含有人类根本性关怀的开阔视野。里尔克写作的意义在于他探讨人类现实的苦难而将思考深入至人类生命的根本意义，而程抱一最初就是在抗战时期敌机轰炸下的西南山洞里读到里尔克的诗，在感到自己的心和“受难的大地”的“脉搏同跳”的体验中，他理解了里尔克诗所包含的诗人“穿过死亡，追寻真生”的一生。如同当年冯至从里尔克作品的主调“死亡”中领悟生命的意义一样，程抱一也共鸣于里尔克视“死亡”为“生命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它“使我们个别的生命突然变得无可替代”，但程抱一更强烈地感受到里尔克视“生命”为“大可能、大变化、大形成”的意义，“只有把死亡纳入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领会‘全生’的真趋向”，“生命的实质与可能性在有形世界已经俱在了”，而“生命的另一面是精神吸收了有形世界的精华之后的另一种存在”，由此，我们才会经历生命的“大开”[5]。这种生命的“大开”通向“真生”，其真义包含“爱超越被爱——被爱是最终烧死火里，爱才是无尽的燃烧；被爱是最终归于消逝，爱才是永存”，尤其是在“人间的爱已经流于拘谨的限制，柔弱的妥协……”[6]的现实中。显然，程抱一的写作起点就突破了不同政治意识的羁绊，之后一直沿着寻找生命的真正意义这一方向深化展开，因为“人类只有在享受意义时才真正享受生命”[7]。
 
（法）程抱一：《与友人谈里尔克》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里尔克成为程抱一写作的起点，还在于里尔克作为“一位伟大的西方诗人，以基督文化为出发点，在其漫长的求索过程中，介入了伊斯兰教和佛教的精神世界……终于获得了和许多中国伟大诗人相近的人生观”[8]。程抱一在《和友人谈里尔克》中多次谈及“里尔克是一位罕有的懂得亲近东方的西方诗人”[9]，其诗具有李白、陶渊明、杜甫、李商隐、李清照等人诗作“同样的品质”。里尔克引导程抱一去思考东西方文化如何相亲相近，尽管此时期东西方正处于严重的意识形态对峙中，程抱一却开始了东西方文化相依相补的思考。
应该感谢法国给予了程抱一足以展开其抱负的文化环境，尽管法国有着大革命的传统，现代以来也处于西方意识形态阵营，但它作为西欧的中心国家，相通于各大洋，广纳各方影响，一直有着开放的文化胸怀。而欧洲本身在文化上既多样又融合，一些国家往往通用几种语言，多语言环境对外来文化较易接纳，而且跟20世纪初日本“鄙视”中国传统的社会氛围不同，欧洲社会对悠久的中国文化传统有着仰慕、神往，“东方文化救世论”盛行于一部分欧洲知识分子中，挑战前人的反叛意识，使一些欧洲作家力图借助中国文化传统来建构新的美学境界，这样一种环境使旅欧作家的中国文化背景在异域文化环境中仍得到了较从容的展开。同时，与其他宗教背景的移民不同，中国移民的儒、道等文化背景使得他们的信仰无某些宗教的“排他性”，更不构成对居住国原有文化的危险，使得其文化易与居住国其他文化传统和睦相处，平等对话。所以，就欧洲华文文学而言，它没有东南亚华文文学在殖民统治时期和民族独立以后都承受的族群冲突、民族压迫而带来的文化压力，也无美国一度实行歧视华人法案而造成的艰难境地，所以，它未承担东南亚华文文学要以传承中华文化传统来凝聚族群力量、抗争民族压迫的重任，虽处于边缘，却长远平和地存在发展。程抱一也得以在这样的环境中长期努力成就了自己的追求。
程抱一首先是在生命运行的根本问题上把握住了中国本源思想的精华，他在长期思考中对中国文化的一些核心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清理，意识到“中国宇宙思想的核心便是运用道教的三元思想来描绘自然界的运行机制”，“生命世界是统一的有机体”，“‘气’是生命世界整体的基础”，在整个世界的生命网络中，“‘气’的运转是三元的，即阳气、阴气、冲虚之气。阳气是一种积极的力量，阴气是一种柔性的接受力量，冲虚则是阴、阳两气相遇和循环运动所必需的‘中空’。阴气和阳气都需要冲虚之气来使它们进入有效的相互作用、相互和谐的状态。”“中国思想的路线或方式极早就尝试从一元跳到三元，最明确的宣示是《道德经》第四十二章：‘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0]，冲虚之气所起“以为和”的作用，使万物圆融，互有沟通。尽管“在中国思想发展过程中，道教思想一直与儒家学说相抗衡”，但儒家学者提出的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也是三元的：“‘天’即‘阳’的概念，‘地’即‘阴’，而‘人’则依靠自身的智慧，借由‘冲气’，实现三者间的调整。‘人’必须循‘中庸之道’而行，以构成‘天地’之组合中的第三方”。“道家的冲气，即儒家的中庸”11]，三元思想是道家和儒家共同之道，它强调了支撑起生命世界的是“彼此间的紧密相连”，是“中国思想所奉献的理想化的世界观”[12]。
程抱一对上述中国文化传统精华更深入的把握在于他切实认识到中国文化传统的欠缺，“只有滋生于真‘二’的‘三’才是真‘三’”，尽管中国艺术家（中国美学）在开怀与生命宇宙对话时，达到了真“三”的意境，但中国历史及其“危机之境”表明，“中国历来因为未能创造真‘二’的条件，也就是说未能给予主体以绝对的尊严与权利，所以，它所达到的‘三’，往往只是妥协，只是折中；而妥协与折中乃一种‘次二’，根本不能创造使‘三’滋生的条件”。中国思想在源头上就推崇“天人合一”，这一思想包含了人与自然共处的极高智慧，但也导致古代思想家尚未尝试把客体区分，从而未能具体、系统地探测、分析、把握客观世界。而在人作为主体的问题上，儒家虽然给予“人”以至高的尊严地位，却“过于把个人置于社会组织的人际关系中”，无法对“人”作为主体的存在本身展开充分而切实的思考。同时，儒家偏向“性善论”，“未曾正眼面对人性由于具有智力与自主而包孕了‘至恶’可能的严峻问题，也未曾推出和发挥法权观念来保障主体的存在”[13]。这是中国未能创造“真二”条件的思想根源，也阻碍了真正实现“三”。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程抱一充分肯定了西方思想家从二元的逻辑出发，区分“主体”和“客体”，这是西方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人们得以系统地观察和分析问题，进而在人类内部确立了“主体”和“权利”的概念。这一“整个人类的财富”，“是所有非西方国家所应该吸取的”，更是“迈向真正现代的中国”需要重视的。但同时，长期推崇“二元”思想的西方，也不能停留在“二元”论层次上，因为“二元”是对立的，因此，需要对“三”作出思考或再思考，以超越“二”，让“三”成为“开向无限的生命之道”[14]。西方艺术思想也加深了程抱一对“三元论”的思考。例如，他意识到拉康“真实、想象与象征”的“三领域说”与道家“阴、阳、冲气”的“三元说”有着精神上的暗合相通，从而将道家的三元论提升为一种人类的宇宙观。
程抱一一生非常自觉地以“介绍”中华文化的“最精华部分为己任”，然而，他“不仅以某种传统的名义说话，不仅以古人留下的某种理想的名义说话”，“更不以先定的某种形而上学的名义说话，即不以某种既定信念的名义说话”，这使得他的思考、寻求始终不忽视“生命所包含的任何东西”[15]，从而真切理解了中华文化的精华（同时也理解了中国思想的欠缺），并使之与他国、他者文化传统对话、沟通。就是说，没有一种外在力量要求程抱一在中华文化的播传上说什么，程抱一也没有听从任何一种既定信念而放弃独立思考，他完全从个人的生命感受来理解养育自己的传统，看待他者的传统，在其本源文化积淀中最精华部分和“他者”提供给他的最精彩的部分之间建立起生命感受的交流，这是程抱一在欧洲环境中得以成就“大隐”的根本原因。
 
二
 
从世界文明的角度看，西方文化主要是指欧洲文化，它与中国文化有着先验的不同，但又是互相认识自身最重要最有意义的对话伙伴。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思想成果，几乎都无法离开欧洲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与中国、印度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之间的交流。欧洲华文文学比其他地区华文文学都更深更直接地介入了东西方文化的互动对话，久居欧洲的华人作家也深切体会到，中欧双方“迥异”的源头，反而“使两种文化互容互谅，截长补短，去芜存精，产生一种新的精神的可能性更大”[16]。在整个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失衡的20世纪，欧华作家“具有一种糅和了中国儒家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的特质”，“更习惯以这两种特质的混合观点来看人生，看世界”[17]，相当数量的欧华文学作品，以一种较成熟的眼光投注到两种异质文化的深处进行互补观照，表现出中华民族有容乃大的睿智，使欧华文学呈现出东西方文化平和对话的境界。程抱一作为理论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皆有极深造诣的华人作家，不仅是西方文化、学术界极为赞赏的“东西方文化的摆渡人”，更是对东西方文化都做出了发展的大智者。
程抱一早期（1980年代前）是以中法诗歌的翻译而充当中西文化的“摆渡人”，尤其是其唐诗法译在西方读者中获得广泛欢迎。他的唐诗翻译采取“3个版本同时呈现”的方式，一是汉语原诗，呈现中国古诗汉字结构的排列；二是对照原诗每一个汉字含义的法文直译，这种“字面译”连同第一种排列，“存异为异”，即“在异者自身的语言空间内打开异者”[18]，让法国读者在汉字陌生的空间中接纳唐诗；三是程抱一凭借自己的法文功底和诗人悟性，将唐诗翻译成一首现代法文自由体诗，让法国读者通过优美的法文现代诗形式再次领悟唐诗在音韵、意境、形式上的美感，同时，程抱一还会附上较长的注解，对唐诗中象形、形声字的视觉意味等予以诗性的解释，将译者（诗人）主体性的“自我”置于法语这一“他者”中予以表现。三个版本的同时呈现，是让汉、法两种互为“异者”的语言互为主体地交流、对话，而让“不同语言传统的差异与交流互动，可以激发出各自语言和文化的活力”[19]。事实上，程抱一的唐诗法译成为西方读者最欢迎的书籍，他们被引导进一个平等的他者文化空间，既在汉语唐诗自身的空间中打开唐诗世界，又在法语与汉语互为主体的交流中分享唐诗世界。
程抱一的唐诗法译成功于他的“交流”，“交流”始终是程抱一最重要的观念和方式，“既然人和人之间可以有交流与传播，那么，为什么越来越开放的文化与文化之间达成这样的沟通呢？……这是一个共同培育的过程”[20]。在程抱一看来，任何称得上“世界性”的文化，都致力于从族群、个人“特有的灵敏感受出发，帮助人类体味生活之内涵与人类之本质”，但文化的独特性，只有在与其他文化的独特性交流中，才会显示其意义，并得以丰富。保存文化的特异性，不能功利地将其固化为一种目标、一种模式，而要始终置于“交流”中。所以，程抱一怀有与“他者”相遇的渴望，而“相遇”过程中程抱一最深刻的情感体验是“重逢和发现”[21]，程抱一相信，“真美要通过互相交错和互相渗透来揭示”，会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真正地相遇”中产生。这种“真正地相遇”中，“交流”本身具有独立创造的生命力，使交流者领受交流本身对于原有心灵束缚的解脱，从而获得自身生命的提升和超越。《美的五次沉思》（2006）是程抱一在法国巴黎瑜伽教练培训中心，与法国“一群来自各方不拘形式的朋友”，相聚五个夜晚，在交流、分享中关于“美”的沉思。这是一次极为生动且成功的深度交流。参与对话的法国各界人士，有“东方通或中国通”，也有“对东方或中国一无所知的人”，但都是“有血有肉、有目光、会倾听的人”[22]。无论是沉思的场所，还是交流的对象，都表明这次在人类生活“最根本的东西”上展开的思考是中西文化的交流和分享。每个参与和程抱一交流的法国学者都在“聚精会神”中产生了“奇异的体验：有一个人全身心地、谦卑地要呼唤人们注意一种看似‘无用’的，被忽视的，甚至被我们的社会丑化的现实”，即“在各个生命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美”，而在场者都由此“领悟到这就是最根本的东西”[23]。这个唤起法国人重新关注“美”是生命生存、展开的根本问题的人自然是来自中国的程抱一，而他善于与人分享的沉思生动地告诉人们：“相遇”的深入一定会产生丰富双方的新东西。
 
（法）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朱静、牛竞凡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版）
 
程抱一的交流是如何让“交流”本身具有独立创造的生命力，使交流者领受交流本身对于原有心灵束缚的解脱，从而获得自身生命的提升和超越呢？
程抱一曾动情地说过：“我是长江黄河的子民，我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黄河长江的养分。……这种文化背景，势必使我要用中国人的眼光和中国头脑来观察、思考问题，用中国心来感受世界。但我不仅仅停留在中国人的立场，绝不搞‘中国主义’，尽管中国所有的东西，都与我息息相关，那儿所发生的一切，欢乐和悲剧，对我都是切肤的，我不愿停留在民族主义的基点上。风自西方来，我愿沐浴其中……我当然也反对法国人搞民族主义，我总试着用全人类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总之，一句话，我孜孜以求的，就是力图超越种族和地域的限制，提取中法这两个伟大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部分，熔铸新的生命，创造新的艺术。”[24]用民族之心感受世界，但决不搞民族、国家主义，而“用全人类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这是大家艺术、学问必须达到的境界。程抱一的交流自觉展开于这一境界中，风自对方来，我愿沐浴其中，双方交流中就会在许多重要问题上作出极具超越性的思考。程抱一的交流从来不依赖所谓“远东魅力”吸引人，却让西方读者最深切感受到中国文化的人类性魅力，而他自己也得以不断地提升。
程抱一人类文化意识的开阔在于他看待文化不作东方和西方、传统和现代的简单而固化的区分，近代以来的中（传统）西（现代）二元的观念在程抱一立足人类、放眼世界的胸襟中得以消解，中西被看作交流、对话中的世界，传统和现代也成为人类社会变革中并非只是断裂、隔绝，更有着延续、对接、转化等的不可分割的过程，现代性存在于中西双方的对话、交流中。联系、交流，是程抱一看待中西文化最基本的立足点，这种立场成为他文学创作和学术思考的血肉。同时，他又高度警惕“传统的二元论的思维和分析过程”对于“精神与物质以及主体和客体”的分割。程抱一视人类文化创造活动为“存在本身朝向完美存在的自我实现过程”[25]，这一过程始终不间断地存在于更新之中，中西文化概莫能外。如果说，传统被程抱一视为世界多源并存中形成的区域文明，那么现代就是区域隔绝被打破后，世界各国、各民族交流越来越频繁而产生的文明进步。“对话”与“沟通”始终是传统与现代的主题，交流本身就让人不断摆脱束缚而丰富、提升自己。
中西“异而不背”是融入程抱一生命血肉而化入其交流中的想法，他往往游刃有余地从生命存在的根本性上看待中西文化，所以，中西再“相异”的概念也不“相背”，而这种“异而不背”在西方（法国）文化的语境中凸显了中国传统根本性的价值。例如，“中国思想中没有圣经意义上的‘创世’这个概念”，确实，“中国思想并不受某个人格化上帝观念的萦绕；相反，它卓越地具有一种本源意识和孕育意识”，“而这一切和创世神（造物主）的概念虽然不同，亦不相背”[26]，甚至可以相通。圣经意义上的“创世”，是西方文化本源性的观念，它在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缺席反而凸显出中国文化中“造物”的本源意识（例如老子所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卓越”价值，因为两者“异而不背”。
程抱一“异而不背”思考的强大力量还在于他举重若轻地在文化的具体层面上展开中西材料的互为参照、对话，让“异而不背”在互渗、互补、互通中揭示人类共同命运。他常常有绝妙的体悟，会在西方人心目中引起灵犀相通的共鸣，使西方人真切体会到中华文化的精髓。例如他揭示始于老子，而经由柳宗元、苏轼、李清照、朱熹、郑燮、布延图等发展了的“造物有意”（作品价值在于其“意”所达到的水平）概念的丰富含义时，从“几乎所有的西方诗人都赞颂鲜花，其中有许多诗人赞颂玫瑰”的现象入手。他在以西方诗人所描绘的“那朵放出它全部现时存在的玫瑰，同时它将其节奏波向着它所向往的无限的纯净空间传播开去”的形象去揭示“美是属于生命存在的，是生命内在喷发出的向着美、向着让其此在的生命完美的冲动”时，让法语“sens”和汉字“意”互相产生联想，前者所“凝结”的生命存在的主要形态，类似玫瑰所“体现”的生存状态，后者的“意义更丰富些”，但基本“指出自生命内在深处的东西”。玫瑰完全绽放时“与生命存在本身趋向完美相吻合”，它“通过芳香得以无穷尽地存在”，即便凋谢也“姿影不见却仍余香萦绕”，这种“不可见之中”延续（震荡）的芳香正是玫瑰存在的“本质”；“意”则是“中国人眼里”美的根源，“‘意’是它的无尽意味，不断凝发出它的芳香和震荡”。这样，西方人熟悉的玫瑰之美（芳香及其播传）与“中国想象”的“意”之美得以沟通。而程抱一在沟通“sens”和“意”，说明美是“生命存在全部趋向的一切潜在势能”，而“芳香存留不息”是其最好的特征时，又随手拈来十分贴切的汉语材料予以印证。例如，表意字“馨”上半部指“音乐性的石头”（磬石），下半部则指“香气”，两者合成“馨”，“说明：芳香不仅仅是稍纵即逝的气息，而且还是久久持续的歌唱”；“鸟语花香”、“香气钟声”（李白诗《春日归山寄孟浩然》言“香气三天下，钟声万壑连”）等词语也都说明，对于“美”，“中国想象中，把芳香及和音设想为表示不可见的最好的两种特征”[27]。由此揭示的“美”的“不可见”特征（意）呈现出的中华文化的深刻意味会引起法国人“美”的共鸣，而“真美是生命存在向着美的冲动以及这种冲动的更新，真生是生命存在向着生命的冲动以及这种冲动的更新”[28]这样一个关于生命和美的根本性就在西方人对中华文化的心悦诚服中得以确立。
汉语与法语的欣喜相遇、深层交流，是程抱一人生中最奇妙的经历，给他交流带来了丰厚的力量。程抱一一直视语言为人“生命存在的方式”，“人类的奥秘又总是隐藏在语言之中”[29]。在他进入法语世界的生命历程中，汉语始终是“忠实而又谨慎的对话者”。他“将许多法语词汇作为表意文字来体验”[30]，从法文的语音开掘“它们所代表的意象”。他在《对话》一书中列举了“ARBRE树”“ROCHER ET PIERRE岩石和石子”“ENTRE间隔∕进去”“SOURCE源泉”“NUAGE云”“NUIT夜”这些“美丽的法语词汇”的语音如何让人在联想中产生鲜明的意象，孕育出美妙的诗歌，法语语音表达的内涵之丰富（色彩、气氛、味觉、面貌、动感等），相应产生的意象之精妙，让人惊叹。同时，程抱一也将包含有“二元”、“三元”思想的中国传统诗语言引入法国诗语言中，如“天—地—人”、“阴—阳—冲气”、“山—河”、“笔—墨”、“云—雨”、“龙—凤”、“龟—蛇”等，让这些词素可能产生的“碰撞、爆裂”拓展出丰富的想象空间。这些中国诗语言也启发程抱一将法语一些复杂的词拆开来，显露出它们所暗含的原始意义……总之，汉语与法语“这两者之间产生了丰富的交流。由此所产生的相互渗透极为深刻”，汉语作为母语使程抱一不断产生灵感，得以进入法语的生命源头，而两种文化生命源头的交流足以产生丰富双方的新东西。
 
高宣扬，（法）程抱一著：《对话》，张彤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三
 
文化传统在交流中才得以常新，但程抱一又深知，“文化之间的真正对话是多么困难”，“对话要求对话者超越表面差异，要求他们接受进入个人存在的深层，那里才是生命提出基本的极限的一些问题的所在之处”[31]，而文学艺术是“进入个人存在的深层”最有效的途径。这是程抱一选择文学创作最根本的缘由，而文学创作也使得程抱一在异国延续、丰富中华文化传统的努力更为有效。
尽管程抱一15岁流亡途中认识了几位“文学评论家胡风领导的七月派诗人中的成员”，就领会了文学的魅力，他自己的文学创作却是大器晚成，五十而知天命时才进入个人创作的大好时光。在程抱一心目中，人是距离生命“大开”的世界最远的生物，文学才能反映人生命最终“大开”的历程，而他的创作，始终把自己归于“探测存在的诗人”群体中，要通过语言“去领会世界以及人类命运的秘密”[32]。这种创作意识的自觉展开，无疑不断提升了他创作的成就。程抱一的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而其作品在中西文化对话中呈现中华文化精华无疑是华人作家中成就最高的。
程抱一的文学创作是从中文诗歌开始，而后进入法文诗歌创作。程抱一自言“我的诗是以‘沟通与对话’为主题”，从第一部诗集《双歌》“与有生宇宙各基本元素之间的对话”，第二部诗集《韵曲曲韵》“扩大了的与大地之间的对话”，一直到后期诗集《冲虚之书》（2004）“围捕有生宇宙中各元素间所产生的生命意义”，都在表明，“唯有在这间隔地盘上所产生的‘交互’才永远是新鲜的”[33]，“交互”的最高境界是“真三”。例如《冲虚之书》以具象而又形而上的诗句探索着生命世界的三元之理，呈现出此生命与他生命沟通时的圆融、和谐。“天地之间……/并非两可/而是真三/冲虚之气/自成一体。/它，生自二/因大开而起/从此不停地提升、超越……/肉身在其中完成/又在未完成中；/果实在其中充实/又在未盈满中”，生命的“大开”中包含了生死的统一，由此而生的“真三”高于“生”与“死”而不断超越，宇宙万物生命的境界都以此为至高境界。“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天地之间的对话关系都是超于二的，只有对话关系才能滋生出最高境界”[34]，就是说，任何二元之间的对话关系都会产生“真三”的最高境界，“不是身连身，/而是心连心。/并不清除血肉，/亦不排除水、火”，二元之间有差异，有冲突，但又通过一个世界即对话的世界而共同存在，“于是吹起冲虚真气，/于是飞过不速天使！”程抱一的诗在不回避悲剧、不回避隔绝中求索到了生命可沟通、可变化之处，在中西文化对话、交流这样一个大课题上，直追王维诗所言“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境界。
程抱一的《万有之东》是2005年列入法国著名的伽里玛出版社《诗》丛书出版的诗辑，在法国销售一空，一版再版。程抱一曾解释：“‘万有之东’的‘东’并不是指‘东方’，而是指超越‘万有’之外，超越东、西之外，超越一切之外的‘东’，这是一种包容一切的境界。”[35]。《万有之东》包容、超越的高远意境，将一种从个人心灵深处喷发而出的跨文化对话转化成一幅幅神韵生动的中西山水画，或笔墨淡雅有致，或色彩浓重有序，但都弥漫出和美的气质，和润而丰盈的中国意象有着内在哲思的支撑，指向超越中的永恒：“我们自身有限有终∕然而在我们之间∕却不断地喷发那∕生命所期望的至广∕至高∕无穷的变化∕ 爱即是在∕超出自身∕爱即是说∕‘你将永在！’”2009年，程抱一的新诗集《真光出于真夜》出版 ，这部“万分完整、无懈可击的诗集”[36]再次显示了程抱一深邃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功力。“真光，∕从黑夜里喷涌而出；∕真夜，∕孕育喷涌而出的光。”（《夏娃》）这一“创世纪”时的景象呈现了“光”和“夜”双重存在的真相，它们各以其“真”互依互存，成为发生在生命、时间诞生之时的现象，但也与我们的现实世界、生活如此相似，我们每个人的世界就在自己与天地万物交流的思考中实现生命大开。程抱一的诗作自始至终展现出交流中的生命更新。
  
程抱一在诗歌创作取得丰硕成果后才转向小说创作，是“渴望能够以一种更持久、更意味深长的形式”，释放“充满启示”的“岁月积淀”[37]，他的小说自然多历史叙事，而从历史中提升出的更为深厚的哲思。
1999年，程抱一发表了用12年心血写成的长篇小说《天一言》，当年获法国极有影响的费米娜文学奖，法国报纸纷纷评论《天一言》“挖掘个人和近代中国最为深沉的痛苦”，同时使“东方和西方，这两个世界从来没有过”的“接近”，其“精神世界的追求”“达到了放诸四海皆准的普遍性”，其“结构有如出自中国书法神奇的笔锋”。 2004年和2009年，中国大陆出版了两个版本的中文《天一言》，成为新世纪在中国大陆影响最大的欧华文学作品。
 
（法）程抱一：《天一言》，杨年熙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
 
 《天一言》采用了小说主人公赵天一1982年在中国一间收容所里回忆往事的方式，但又经过了“我”的“重组”，表达出“从无以探测的土地深处，仅靠语言的力量”，来呈现一个中国人的一生“所累积的珍宝”的心愿和努力。小说共分三部。第一部《出发的史诗》讲述天一自1925年出生后在中国南北山水间的流徙、成长，在战乱中与东北青年孙浩郎、川戏女演员卢玉梅结下了刻骨铭心的友情。乡土习俗、民间传奇、西域新说、家族陈事、传统工艺、地方戏曲、山水精灵、书画神韵……一一被巧妙编织于天一全身心启蒙的过程中，现代中国的种种时代风云又不着痕迹地伴随着天一的成长。第二部《转折的历程》讲述1948年天一来到巴黎学画的漂泊生涯，异国旅途的叙事在丰盈动人的细节中，呈现了一个饥渴的中国青年如何进入了与自身有天壤之别的西方艺术世界，也进入了自己的内心世界。天一和法国女子薇荷妮克的情感更生动地展现了两种文化淳朴相处的美好，在天一的“中国眼”中，巴黎是另一梦乡。第三部《回归的神话》讲述1957年初，天一得知当年投身中国革命的浩郎死于政治运动，玉梅孤身陷于困境，他割舍下和薇荷妮克之间的感情和刚开始尝试的新创作形式，回到了中国，但玉梅已自杀，他却又意外地得知浩郎在北大荒劳改农场“死而复生”的消息，于是开始了他与浩郎在严冬荒野中的精神炼狱，一直到“文革”最终结束了浩郎的生命，让后来人懂得了等待。天一回到中国，也最终回归于生命之海的“元气”。在死亡和等待之中，人们看到了中华民族人性的至尊和中国人灵魂的深邃。
《天一言》也是程抱一对中西文化“第三元”的自觉探寻。小说从意象（如在天、地循环中的“云”）到人物（如处于天一、浩郎两个男性人物中的女性形象玉梅，三个人物之间友情、爱情的共处），都渗透了作者对“生于二，又超于二”的“三”的寻找。天一经历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妹妹、爸爸、妈妈、玉梅、浩郎、薇荷妮克…他最终没有绝望自杀，也是因为他找到了超越“生”“死”二元的“第三元”，那就是用文字的方式把自己的一生写下来。程抱一在《天一言》的《中文版自序》中引用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所言“真正的生命是再活过的生命。而那再活过的生命是由记忆语言之再创造而获得的”，就是说，当任何二元之间的对话关系都会产生“真三”的最高境界时，语言是实现由二元向三元转化的决定性因素。《天一言》将四个主要人物天一、玉梅、浩郎和薇荷妮克分别安排成在绘画、戏剧、诗歌、音乐四个不同的艺术领域各有所长，而语言作为“更高层次上人类超越自我进入创作的途径”，使得“任何的创作”，都成为“一门特殊的言语”[38]，小说也由此展开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及人与人之间的广泛对话，这种对话甚至打破了时空、生死的界限，实现了生命的永恒。
《天一言》的叙事流畅动人，有着语言回归大地的至美，而由叙事引发的思考更给小说增添了罕见的魅力，在人物思绪中流淌出来的种种想法自然、清爽、亲切，有丰富的想象力，更有穷究后的柳暗花明之感，融汇着中西文化深度沟通后的智慧。
程抱一的第二部小说《此情可待》（2001）出版当年获法兰西学院颁发的法语文学大奖，这也是该学院300多年来第一次颁奖给亚裔作家。这部再次被法国文学界视为“传世之作”的小说讲述明末时期一对情侣的儿女私情，由此展示“人类精神潜在地具有的最高境界：开向无限，开向永恒的神往境界”[39]。小说的男主人公道生原在戏班演奏二胡，与赵家二爷之妻兰英相遇生情，后来他漂泊江湖，占卜行医，以“爱情与药物的结合”，使重病的兰英得以康复，又在二爷勒死兰英之际，以“手心如一的超我之境”使兰英“死而复生”。
小说故事发生的年代（公元17世纪）与小说书写的时间（公元21世纪初）存在巨大差异，小说内部由此产生了更多阐释空间，而程抱一将小说讲述的明末两个无名男女对于“永恒之爱”的追求置于东西方文化对话的语境中。小说《前言》虚拟了一个在巴黎罗岳蒙修道院举行的“以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为主题”的讨论会，就在修道院，“我”发现了一位在中国度过漫长岁月的老汉学家从中国带回来的明末手稿《山人叙事》，记述了道生和兰英“所经历的激情”，作者是一位明末“拒绝效忠新建的政权”，“隐居深山野林，专注于写作思考或回忆的书籍”的文士，“他见证到思想那样沸腾，江山那样动荡的时代，却专心致力于如此局限的叙述：两位无名人物的爱恋之情”，而他的记述，数百年后又为远道而来的欧洲汉学家“特别感兴趣”，历经千山万水带回法国珍藏。这些都说明，《山人叙事》恰恰是借助男女之恋体现的“爱的永恒”这一“堪称‘无时间性’的主题”来“超越时代的局限”[40]。小说正文两个“激情”高潮的关键时刻也安排了道生与欧洲传教士的交往。一是中秋夜兰英赴约私会道生，互相授受人间最安洋、最和谐的默契，相约“今生今世，以至来世，都永远在一起”，身体得以净化，心中全无杂念，这显然是两人心灵契合的重要时刻。而在此前，小说刚刚讲述过道生行医结识了不远万里而来传教的异国人，虽然异国人所言“并不易入耳”，道生和他之间还是发生了两个个体人真诚相待的对话，道生甚至向异国人坦陈了自己对兰英无以复加的爱。道家和基督，双方的信仰差异巨大，却在“真爱”问题上能毫无阻隔的交流：“真爱、至爱”“出自我们又超越我们”，产生于男女两方却又超越双方的“真爱”不正是“三”的精神世界？二是道生救活兰英后却无法再见兰英，孤寂泣血，他想“去听听那个一口说‘爱’的异国人的话”。异国人一生“没有爱过一位特别的女人”，而“爱一位已婚的妇女”又有违基督教义，但如同明末“纷纷远道而来的西方传教士、文人和知识分子”“关注和赞赏”当时中国“民间不乏萌生自由思想，而在情感方面，也正孕育着独特的人文伦理价值和异于传统的浪漫情操”，异国人对道生和兰英的相爱表示了理解、同情、赞赏：“真正相爱的人不受空间也不受时间限制，他们是灵魂相系，这比肉身相系更亲密更不可分”。小说还特地写道：“他们之间尚有许多事难以交流难以理解。互相注视时，却有巨大同情回旋在冲虚之气所开启的空间”[41]，这“冲虚之气”不正是不同文化“互相注视”而生的生命真爱？中国民间男女的恋情故事被明末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激发出爱的真义。
程抱一最新的小说《游魂归来时》[42]是他唯一没融入他国因素而展开的纯然的中国故事，从“荆轲刺秦”的历史“积淀”中激发出“友情和爱情是否能并存？‘三’的关系是人类所能及的吗？”这一人类生活的根本性问题的答案。内容和形式的密切融合使它又一次印证了程抱一的深切感悟：“美的作品总是产生自某种‘（二者）之间’，它是一种‘三’，它从相互作用的两者之间喷发而出，使得两者都能超越自身”[43]。《游魂归来时》正是从程抱一和“荆轲刺秦”历史对话中“喷发而出”的绝美作品。
 
（法）程抱一：《游魂归来时》，裴程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版）
 
《游魂归来时》篇幅不长，容量深广。小说分“五幕”，每幕有合唱和小说人物的独白组成，讲述三个“生来就是为了彼此相遇”的人的故事。小说在人们熟知的荆轲、高渐离之间，添加了“春娘”这一人物，让她与荆轲、高渐离的友情、爱情，显示强暴、专制年代存有的热忱和甜蜜。为了制止“始皇帝肇始的非人性专制将会久久地被许多皇帝效仿”，荆轲、高渐离相继刺秦身亡，30多年后，他们的游魂回到春娘身边，由友情、爱情而生的至真至美的情感呈现生命自由的至高境界。
《游魂归来时》的戏剧独白体在“荆轲刺秦”的史传传统中融入了中国抒情传统。三个人物独白深入各自内心世界，显示自身的矛盾、冲突，乃至内心的魔障。例如太子丹托付荆轲刺秦时，荆轲的独白呈现其内心的声音，友情、爱情“作为生存的理由”让他无法割舍，这种不舍使他产生“生擒秦王当人质而生还的梦想”，最终导致他刺秦失手身亡。这种内心独白对历史的“改写”在悲悯人性中发人深省。但同时，独白也往往显示了各自心目中的对方，构成潜在的对白，由此抵达历史和心灵的深处。春娘听到的高渐离的乐声“来自原生的大地”，高渐离也确实在放牧生涯中“和山水林木的精气化为一体”，对万物生灵中的弱者充满同情，才有了那意味着灵魂觉醒的奏乐技艺，他的音乐“已无界限，阴阳间一气可通”。高渐离所感受到的春娘，是上天恩赐的“身体与灵魂和谐一体”的女性美，足以升华男性。荆轲所感受的春娘，也是一种“触及根本”的美。而在春娘心目中，两个男人“一阴一阳”，都能与她共享和谐幸福的至高境界。三人之间，“明明白白的友情和隐讳暧昧的爱情形成一种平衡”，也会有打破，但这种打破引向更高的平衡。荆轲赴难临行前，与春娘欢愉，春潮般的情欲“使男性及女性各自完成至真的本性”[44]，高渐离却终能摆脱狭隘私情的纠缠，甚至通过荆轲与春娘的欢愉“也体验到了激情”，这并非世俗智慧导致的既依恋又洒脱，在荆轲遇难后，高渐离仍然不懈寻求“能使真正的‘三’在灵与肉的对话中得以实现”的“更高的境界”，他要“通过灵魂和荆轲重逢”，也能由此与春娘“永远合为一体”。失明的高渐离虽最终也刺秦失败，身躯成为暴君和爪牙兽性的盛宴，灵魂却与荆轲重逢，与春娘相伴。灵肉交融，友情爱情俱在，此生彼生合一，三个人的声音，“每一个声音都在永恒中同另外两个声音共鸣”，这是从“真二”升华起的“真三”。
《游魂归来时》完美呈现了从中国历史中升华起灵肉对话的最高境界，也证明了自身：“艺之大者在于倾听自身灵魂与天地之魂的感应，并让他人也能听到这种感应的共鸣”[45]，这正是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而推开来看其他欧华作家作品，会感受到，程抱一的创作不是孤独的，他有着众多同道者，这正是欧华文学最迷人之处。
 
程抱一的成就绝非限于本文所述及的，但无论哪一方面的成就，他都连接起两种文化的精华。例如，程抱一著作中，关于中西绘画的多达9部，从1976年的《虚与实：中国绘画语言》，到2008年的《卢浮宫朝圣》，他一直揭示着，西方杰出画家的作品如何接近中国山水画之大道，甚至“成为两种传统的衔接点，在这个衔接点上，两种传统可以互相承认，互相补充，还可通向共同更新的前景”[46]。程抱一沉潜学问与创作，不求功利，在现代生活的喧哗中称得上“大隐”，但他同时又始终开放于他者文化，致力于两种传统交流中的更新，更称得上“现代之大隐”了。欧华文学创作“远行而回归”中一直表现出文化中和的特色，也当是程抱一境界的体现了。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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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抱一《气化为符·前言》（牛竞凡译），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128页。
[2] （法国）米勒·热拉尔《诗与画——程抱一与克洛岱尔》，徐洁译，褚孝泉主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42页。
[3]晨枫：《中西合壁：创造性的融合——访程抱一先生》，见程抱一：《天一言》，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4年版，第279页。
[4] （法国）贝尔托《当程抱一与西洋画相遇——重逢与发现（达·芬奇，塞尚，伦勃朗）》，陈良明译，褚孝泉主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142页。
[5] 程抱一《与友人谈里尔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29—34页。
[6] 同上，78页。
[7] 程抱一《对话》，张彤译，高宣扬、程抱一《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60页。
[8] 程抱一《对话》106页。
[9] 程抱一《与友人谈里尔克》，100页。
[10] 朱静：《译者前言》，程抱一：《万有之东——程抱一诗辑》，同济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11] 程抱一《对话》104页。
[12] 程抱一《对话》68页。
[13] 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朱静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63页
[14] 程抱一《对话》120—124页。
[15]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13页。
[16] 赵淑侠《一棵小树——欧洲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亚洲华文作家》第29期。
[17] 赵淑侠《从欧洲华文文学到海外华文文学》，《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
[18] 袁莉《“全球伦理”视下的译者程抱一》，褚孝泉主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61页。
[19] 同上，68页。
[20] 程抱一、钱林森《文化汇通、精神提升与艺术创造》，《跨文化对话》第17激，上海三联书店2005年，113页。
[21] （法国）贝尔托《当程抱一与西洋画相遇——重逢与发现（达·芬奇，塞尚，伦勃朗）》，《程抱一研究论文集》，137页。
[22] （法国）让·莫塔巴《前言》，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朱静译，4页。
[23] 同上，5页。
[24] 钱林森《程抱一的意义》，褚孝泉主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149-150页
[25] 高宣扬《同程抱一先生围绕“美”的主题的对话录》，褚孝泉主编《程抱一研究论文集》，153页。
[26] 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29页
[27] 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27—31页
[28] 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35页
[29] 程抱一《对话》63页。
[30] 程抱一《对话》85页。
[31] 程抱一《《此情可待》，刘自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2、3页。
[32] 程抱一《对话》，109页
[33] 程抱一《对话》，110页
[34] 张宁：《程抱一先生与他的获奖小说〈天一言〉：与张宇对话》，http://wwwfrancebooksinfo。
[35] 朱静：《译者前言》，程抱一：《万有之东——程抱一诗辑》，第3页
[36] （法）布吕内尔《真光出于真夜》，李佳颖译，褚孝泉《程抱一研究论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年，8页。
[37] 程抱一《对话》，113页。
[38] 高宣扬、[法]程抱一著，张彤译：《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3页。
[39] 高宣扬《爱与美——与程抱一的对话》，程抱一《此情可待》，168页。
[40] 程抱一《此情可待》，5页。
[41] 程抱一《此情可待》145页
[42] 程抱一《游魂归来时》，裴程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年。
[43] 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108页。
[44] 程抱一《与友人谈里尔克》，6页。
[45] 程抱一《游魂归来时》28页。
[46] 程抱一《美的五次沉思》，101页
（本文原刊于《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5期）
作者简介：黄万华，山东大学（威海）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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