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灵官庙——中国交响乐的摇篮
——记国立音乐学院幼年班：音乐小宗师
1945年9月，重庆谈判举世瞩目之际，在距离重庆50公里的青木关小镇，一批幼童被默默地送到这里。几个月以前，在成渝公路一侧的山腰上，刚刚建起了一座座灰顶白墙的砖瓦房。有别于马路对面国立音乐院的茅草棚，远远望去，这里恍如童话世界。没过多久，便从里面付出吱吱嘎嘎的拉琴声，间或有读书声和淘气孩子的嘻闹声。
孩子们都尚且是黄口幼儿，有的甚至还会尿床，他们哪里想得到自己在进入学校那一刻就被赋予特殊的（成就国际水平的中国交响乐团）使命。1943年，留学布鲁塞尔皇家音乐学院归来的作曲家、指挥家吴伯超（常州武进人）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立音乐院院长。
抗战硝烟依然弥漫不尽，谁知天下清安是何年？吴伯超带着教育部拨款的200万金圆券回到青木关，建校舍、买教具、聘教师，其中包括后来获得金钟奖的黄源澧等。然后由老师带着考卷和器材到重庆周围的保育机构进行精心挑选，要求被测试者在短时间内区别两个音在音高、时值、节拍等方面的细小差别，以考察他们的潜在音乐才能。
当初招生有两条规矩，一是不招女生，当时一家报纸还为此发表文章质问吴伯超是不是重男轻女？据说是因为考虑到曾经有一些经过辛苦培养的女学生，刚走出校门就嫁人生子放弃了音乐，二是不收富家子弟，怕养尊处优的富家子弟难以承受学习之辛劳。
时年9月，幼年班如期开学，按各人的文化程度编为四个班，一、二班为高班，三班为中班，四班为小班。开设的文化课有“国语”、“算术”、“英语”、“历史”、“地理”、“公民（即政治课）”、“美术”、“体育”等，音乐基础开设有“视唱”、“练耳”、“乐理”、“合唱”、“音乐欣赏”等等。
专业设置完全都是为配合建立交响乐队而设，分为弦乐组、管乐组、钢琴组和打击乐组——老师让手指较短的学习小提琴，牙齿整齐的学习管乐。钢琴则是人人都要学习的，除弦乐组式辅修钢琴之外，其余专业的都暂时主修钢琴，因为钢琴是认知和声、复调等音乐作品的最佳途径。
曾任中央乐团大提琴首席的马育弟向我们回忆他在青木关的生活，说他们的生活待遇则几乎可以用“很好”来形容，因为标准是参照当时“旨在培养未来空军人才”的航空幼年学校而定，不仅学费全免、每年还给学生发送衣服、学习用品，伙食标准就更是好得不得了：平时每餐都是四菜一汤，周末改善伙食，月底有一次丰盛的聚餐。
那战争的年代，想必日色也苍黄，风声亦凄厉，人心稍瞬不留神便会跌入万念俱灰的幽暗境地。青木关却竟如世外悠悠，无有历史，破旧留声机里流入孩子们耳朵里的音乐是巴赫的《G弦上的咏叹调》、海顿的《告别》、贝多芬的《命运》、舒伯特的《魔王》，虽然，唱针是竹签式的，每过一会儿就需要用特制的剪刀剪一次才能继续使用，发条也要经常上紧，否则音乐声就会逐渐低下来……
1995年，幼年班成立50周年的聚会上，有身在香港而不能前来相聚的同学发来电报：“我想起我们的童年，很苦，但是很快乐！因为莫扎特与贝多芬和我们在一起……”
对日战争胜利之后，国民政府迁回南京，国立音乐学院及其幼年班便也须随迁。但校舍只够国立音乐学院大学部居住，幼年班的学生只好在1946年暑假期间迁徙到常州一座废弃的庙宇里（现常州市一中原址），而此时在严格的淘汰制度之下只余50多名学生了。
吴伯超为了稳定师生的心思，向他们强调这是一个自古有尚学传统的鱼米之乡，而且物价比南京低廉得多。他曾指着身上的一件新袍子对师生们说：“去南京时把自己穿了8年的棉袍换成法币，在常州我用这些钱买了一件新袍子还剩下了一小笔钱。”
?尚学传统的鱼米之乡——常州
常州旧景
迁入常州之后，由于战时保育制度已经取消，幼年班便开始在南京、上海、常州、无锡等地以报纸新闻的形式对社会招募新生。刘诚甫把11岁的儿子刘奇送了过去，与他同时入校的有100名新生。
教育只能朝着完善的方向走，否则何以完成幼年班音乐童子的宿命？请谁来教这150多名学生呢？
廖辅叔、夏之秋、陈传熙、潘美波等人被吴伯超请来。著名的小提琴演奏家盛天洞（盛中国之父）原来是国立音乐学院的学生，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幼年班做老师。他严格异常，为了让学生有正确的拉琴姿势，他把长短适宜的竹签削尖了架在学生持琴的左手肘处。他上课时还会拿一根筷子，哪个学生没有把音按准，手指就会遭到筷子的痛击。有的学生手指上的血印成年累月难以愈合，但是谁都承认盛老师教出来的学生就是比别人基本功扎实。
回观历史，不免惊动慨叹的是，男子要成就大志，竟是能屈膝以求全的。当时，南方的乐坛名家大都居住在上海，尤其是外籍教师更是如此，他们因为路途遥远，不愿到常州任教，有传言说吴伯超曾不止一次地跪地相求！
吴伯超为幼儿们请来的都是已经成为世界名家的外籍老师，教授小提琴的德国籍犹太人阿德勒原来是奥地利维也纳爱乐乐团的小提琴首席，为了逃避法西斯的迫害而流落上海，在工部局交响乐团任小提琴首席；教授大提琴的佘甫磋夫当年在彼得堡音乐学院以百分毕业，时任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大提琴首席；小提琴老师奥地利人普杜什卡曾是沙皇宫廷乐队首席，时任上海交响乐团的小提琴首席；单簧管老师菲奥尼克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单簧管首席，还有教授长笛的美国任奥门、皮钦纽克等等……
外籍教师们每个周末都从上海赶到常州来给学生们上课，有的还要在南京国立音乐学院与常州幼年班之间两地奔波。那个时候乘坐火车非常不容易，有时候想从火车门走上火车根本不可能，只能从车窗挤上去，而且还得有人专门负责在车窗下面往里推。当时幼年班的学生邵根宝的父亲在幼年班当校工，他专门负责从车窗接送外教。
?通往学院的小巷
马育弟有一次遇到一个修琴师傅，师傅对他说：你的老师佘甫磋夫曾经来找我修琴，他的琴盒里面放着你们的照片。马育弟说：由此可见，这些外籍老师是从心里头爱学生，虽然幼年班的学生们在常州的生活待遇已经不太好了，一年只发一套衣服，孩子们的头发里都有虱子，但老师们对学生就好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并非简单的同情之心。
1947年11月，幼年班赴南京和大学部的同学一起参加学校举办的秋季音乐会，当时管弦乐队一共52人，其中幼年班同学就有44人，演出曲目包括《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欢乐颂》、柴科夫斯基的《弦乐小夜曲》、歌剧《卡门》选段《斗牛士之歌》和《哈巴涅拉》等等。
但是当国民党兵败并逃往台湾之后，幼年班也失去了经济支持，学生们衣食无着落，学习就更不可能了。所以，幼年班将有家可归的孩子遣散回家，无家可归的孩子留在常州。
院长吴伯超筹划将学校迁往台湾，可在他乘“太平号”渡海时，不幸沉船身亡。
?吴伯超死讯报道截图
物价飞涨，“金圆券”以惊人的速度贬值着，黄源澧带着两个稍长的孩子去南京领回一大麻袋不值钱的纸币。四处都是逃难的人群，有时车厢都实在无法挤进去，黄源澧和孩子们就爬到车顶上，抱着整麻袋的钱。火车穿越山洞，他们就匍匐在车顶之上……
兵荒马乱，上课的先生们都渐渐地走得快没有了，常州的冬天异常寒冷，幼年班的生活捉襟见肘，吃不饱，穿不暖，尽管如此，孩子们仍坚持练琴。
灵官庙弄
学院旧址
1949年4月，幼年班的部分同学参加了上海音乐教育协进会主办的“第一届儿童音乐比赛会”，小提琴、大提琴等多个项目的前两名都被幼年班的学生夺得，仅钢琴第一名的得主是刘诗昆。
那个时候，中央音乐学院在天津筹建，常州幼年班最大的愿望就是等待着去天津，等待新的学习生活，以及无需恐惧饥饿与寒冷的日子……
1950年4月，幼年班的40多名师生才抵达天津，最大的17、8岁，最小的12岁。国立音乐学院派了好多人到火车站，想象着要分头把幼年班的幼儿们抱下火车。等火车抵达，幼年班的学生们走下火车时，他们惊呆了，哪里是幼儿？分明已经是几乎跟他们差不多高的一群少年郎！
当年14岁的刘奇记得抱他下车的师兄问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大了想干什么？”他回答说：“当音乐家。”师兄说：“不对。应该是为人民服务！”
幼年已成少年，幼年班在天津改名为“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而在第二年，这些还没来得及升入本科的少年就不得不被频频投入到国家的外事活动中去。
1951年，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在柏林举行，文化部从全国57个单位召集了222位成员，成立中国青年文工团，其中幼年班的学生去了20多个。然后又是长达13个月不间断的出国演出，共走了100多个国家。刘奇说，幼年班的孩子因为吃不饱，很多人只长到1米5几就不再长了，他自己在出国之前本来也只有1.56米，趁着演出在国外猛吃猛喝，别人吃一份餐，他连要7份，回来之后个头就窜到了1.76米。刘奇说那些没有机会出国的幼年班同学因为长期缺乏营养，大部分都停留在了1米5几的个头上。
?幼年班
在国外演出时，外国人首先是来看女孩子们的脚：“怎么不是三寸金莲？怎么不是顺拐？怎么和《胡桃夹子》里的不一样？”然后看中国人穿的衣服：“怎么比我们穿得还好？怎么衬衫竟然是12支的棉纱？”再看节目：“为什么要枪毙黄世仁？杨白劳欠钱本来就是应该还钱啊！”
世界巡演归来之后，吹巴松的刘奇说：“我在国外见到人就求教。凭良心告诉你，我1952年回国的时候就是全国第一了。”与他同道的那20多名幼年班同学也在这巡演的机会里得到了长足的进步。
因此，当中国青年文工团在上级指示之下变成中央歌舞团，其中的管弦乐队又在1956年分离出来组成“中央乐团”的时候，幼年班的学生就是其中最骨干的力量。终于，中国人自己培养的第一代交响乐人才组成了新中国第一个交响乐团。而在1957年7月，少年班改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黄源澧成了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第一任校长。
而在接下来绵延的岁月里，幼年班的很多人都成了中央乐团、中央歌剧院、中国电影乐团、上海交响乐团等艺术团体的声部首席，例如小提琴演奏家张应发、高经华、梁庆林、阿克俭、殷汝芳、蔡纪凯、朱信人、黄柏荣、朱工七等；中提琴演奏家岑元鼎等；大提琴演奏家胡国尧、马育弟、盛明耀等；长笛演奏家李学全、大管演奏家刘奇、圆号演奏家谢厚鸣、打击乐演奏家方国庆等，还有作曲家田丰、金湘等，指挥家张子文、王恩悌等，还有很多人进入教育领域，他们常常是向自己的学生说起青木关、常州，还有牵引他们走上音乐道路的老师吴伯超、廖辅叔、阿德勒……
2010年11月1日，中央音乐学院建校70周年大庆。在中央音乐学院史展览厅里，一面窄窄的墙记录了幼年班的时光流转。这意味着，幼年班的身份第一次获校方认可。而幼年班原址灵官庙，后来成为常州一中所在地。
70多年前，中国第一批琴童在这里学习、生活，70多年后，常州市第一中学、常州市中小学民乐团在这里蓬勃发展。2017年，常州市一中民乐团欧洲巡演，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闪亮登场；作为一个地市级中学乐团，第一次参加全国艺术展演就得到第一名。
前路漫漫，坚持不懈，这里是音乐的摇篮，也是音乐历史的见证，肩负民族文化一脉传承的重大使命。不忘初心，执着追求，建立梯队，继续推动青少年民族器乐的传承发展，使乐团走得越好越远。
一中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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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附张锡生先生与白哲敏先生整理的一份幼年班名单，“中国交响乐的摇篮”这一美誉当之无愧。
马育弟 著名大提琴演奏家、大提琴教育家，曾长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我国大提琴教育事业奠基人之一，中国音乐家协会大提琴协会常务理事。
黄晓和 音乐学家、音乐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西方音乐史教授、博士生导师，小提琴名家。在幼年班时学习小提琴专业，1954年赴苏联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学习，先后主修小提琴和音乐作品分析，1961年7月学成回国任教，其教学成果、研究成果、翻译和著述成果颇丰，所著《苏联音乐史》上卷（1917—1953）尤为著名。黄老还同时兼任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委员会委员、北京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委员、苏联音乐研究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中俄友好协会理事。
白哲敏（我的忘年交好友） 钢琴和单簧管教育家，单簧管管演奏家，曾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单簧管首席，被中央民族学院聘为音乐系客座教授，1984年起受聘于香港音乐专科学校和浸会学院音乐系，现为香港著名的儿童钢琴教育家、香港音乐家协会理事。白老的夫人赵玲明曾是中央乐团合唱团女中音演员，夫妇俩带出了一个音乐世家：他们的女儿白玲曾担任北京歌舞团小提琴独奏、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小提琴第一声部，现任香港乐团小提琴第一声部；他们的儿子白明是留美回来的中提琴演奏家、中国音乐学院中提琴教授、硕士生导师，留美期间在国际及美国音乐比赛中获奖无数，其中1990年在全美中提琴大赛中获得第一名，是亚洲人第一次获此殊荣；他们的孙女今年14岁的白汶芊已是香港小有名气的“小钢琴家”，今年又考上了美国曼哈顿音乐学院。白玲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白明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白汶芊曾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小，这样说来，白老一家三代都出于同一师门了。
朱工七 小提琴演奏家，曾长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声部，1964年与著名指挥家李德伦合作演奏小提琴协奏曲《梁祝》，轰动一时，现为中央音乐学院乐队学院弦乐指导，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他还是我国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声乐教育家郭淑珍的夫君。
严福保 小提琴名家、小提琴教育家，幼年班的优秀学生，团支部书记，在中央音乐学院少年班毕业后升入本院本科，学习期间被打成“右派”，后任山西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现在京从事少儿小提琴教育。
梁庆林 小提琴演奏家，曾长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小提琴第一声部。
段平泰 作曲家，音乐教育家，曾长期担任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主任，博士生导师。段老可称是这次聚会的特邀嘉宾，因为段老当年并不是幼年班学员，而是大学部学员，但他是大学部里年龄较小的学员，经常来找幼年班的“小孩们”玩，中央音乐学院刚建院时还给少年班代过课，当过少年班的老师，历史的情谊保持至今。段老今年89岁，是这次聚会年纪最大的一位。
方国庆 当年在幼年班主学钢琴专业的他，如今却是我国打击乐、定音鼓首屈一指的演奏家、教育家和著名指挥家，曾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打击乐首席42年、中国音协打击乐学会第一任会长，被首都多家高等音乐院校聘为客座教授，是业界公认的打击乐“鼻祖”。
李仲平 大提琴演奏家，曾长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大提琴声部。其子李洋子承父业，也是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
胡炳余 长号名家、音乐教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长，现长期担任北京101中学金帆交响乐团大声部艺术指导，这是他晚年最乐此不疲的事。
祝盾 双簧管名家、双簧管教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教授，硕士生导师，著述颇丰，桃李天下。
赵维俭 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教育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小提琴教授，由他编著的《小提琴音阶教程》，颇有影响，被称为“赵维俭音阶”。赵老还是中国最早业余音乐考级组织工作的创办人之一、中国音乐家协会考级负责人之一、原中央音乐学院考级委员会秘书长，为我国的音乐考级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熊天声 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教育家，曾长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第一小提琴声部。
谢厚鸣 圆号演奏家、圆号教育家，曾长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圆号首席。
芩元鼎 中提琴演奏家，曾长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中提琴首席、中央音乐学院客座教授。
胡国尧 大提琴演奏家、大提琴教育家 。1954年升入中央音乐学院本科，1959年被选送莫斯科音乐学院学习，后转入匈牙利布达佩斯音乐学院学习五年，成为该院第一位大提琴专业的中国留学生。1964年回国，执教于中央音乐学院，被誉为“世界水平的大提琴教授”。1970年进入中央乐团，担纲大提琴演奏。1982年与美国指挥家戴维·吉尔伯合作演出德沃夏克大提琴协奏曲，1986年应邀赴日本举行独奏、重奏音乐会，1987年在香港举行协奏曲音乐会。
尤奎 中国低音提琴演奏家，曾常期担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低音琴首席、北京低音琴学会秘书长。
何文深 钢琴名家，部队文艺工作者。常州解放不久，还在幼年班的他，就和几个同是幼年班的同学，参加了“三野文工团”即后来的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后长期在驻藏部队文艺团体做领导工作。
刘奇 著名的大管（巴松）演奏家、大管教育家、作曲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大管首席，被中央音乐学院、天津音乐学院、沈阳音乐学院等多家高等艺术院校聘为客座教授，现任中国大管协会会长。由于他在大管乐器和吹奏方法上均有突破性的改进和创新，成为我国交响乐管乐方面的传奇人物。1956年10月，为纪念德国国庆节，他作为唯一的大管乐手（唯一的中国人）被邀请同在华的德国交响乐专家们同台演出，周总理观看了那场演出并亲切地会见了每一位演出专家，刘奇激动地跟总理说“总理也请个大管专家吧？”总理笑着说“我听你吹得很好嘛，你就是专家，何必再请专家？！”
金湘 大提琴演奏家、著名作曲家，最近刚刚完成歌剧剧本《日出》的音乐创作；
阿克俭 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曾任上海交响乐团小提琴演奏家，作品有管弦乐曲《金色的孔雀》、小提琴協奏曲《洪湖赤卫队》等等；
毛宇寬 音乐学家，音乐教授，虽然现在双目失明，每天仍在夫人的协助下摸着电脑勤奋写作，著作有《俄罗斯音乐之魂柴可夫斯基》、《毛宇寬音乐文集》、《不亦乐乎》等等；
李向陽 小提琴名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副校長；
王永新 長笛演奏家，曾任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盛明亮 小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小提琴第一声部；其子盛源，钢琴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
盛明耀 大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大提琴首席；
蔡纪凱 小提琴演奏家，曾任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广州乐团小提琴首席；
陈稼华 小提琴演奏家，曾任前线歌舞团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团長；
林深 小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小提琴声部，现在香港教授小提琴；
洪威廉（洪流） 小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小提琴第一声部，现居美国；
陈长泉 中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中提琴声部，现居美国；
叶摩西 长笛演奏家，曾任教兰州艺术学院；
胡玠华 中提琴演奏家，曾任职广州交响乐团；
殷汝芳 圆号演奏家，曾任职广州交响乐团；
景宗模 钢琴演奏家、教育家，曾任西南大学音乐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芮文元 钢琴名家，常州戚墅堰中学高级教师、中国近代音乐史专家、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在音乐教学及中国近代音乐史方面著作颇丰；
张锡生 大提琴演奏家、教育家，曾任甘肃省歌舞团大提琴首席；
王师禹 小提琴演奏家，曾就职上海交响乐团。
几位已过世的老幼年班成员：
田丰（田保罗）﹕大提琴演奏家，著名作曲家，一生创作颇丰，写过200多部作品，涉猎交响乐、室内乐、歌剧、舞剧、合唱、影视音乐等领域，其中交响合唱《毛泽东诗词五首》，被誉为“中国合唱史短短不到100年时间里的最高峰，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另一部伟大作品”、交响合唱组曲《云南风情》，被国家评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
李学全﹕长笛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长笛首席，我国第一位参加国际音乐比赛金奖获得者；
李桐洲﹕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教育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首席、天津歌舞剧院交响乐团小提琴独奏家；
刘一沄﹔小提琴演奏家，小提琴教育家，曾任中央歌剧舞剧院交响乐团首席；
郑石生﹕小提琴名家，曾任上海音乐学院教授、管弦系主任；
何金祥﹕小提琴名家，曾任中央民族学院音乐系主任；
徐多沁﹔小提琴名家，小提琴教育家，独创小提琴教学法；
袁世正﹕单簧管和手风琴演奏家，曾任前线歌剧团乐队指挥；
张应发：小提琴演奏家，曾任中央乐团交响乐团小提琴首席；
张子文：（张孔凡）：钢琴专业，曾任西安乐团指挥；
闵乃铎：低音提琴演奏家，曾任职广州交响乐团;
王恩悌：小提琴名家，国家一级指挥，曾任中国歌剧舞剧院首席指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