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是中国人的象征。一提起龙，人们自然而然地就会想起被考古界誉为“中华第一龙”的国宝级文物红山碧玉龙。其实，早在红山碧玉龙出土之前，赤峰市翁牛特旗还曾经出土了一个C型黄玉龙，其价值毫不逊色于红山碧玉龙。两条龙虽然本是同根生，境遇却不同。如果把红山碧玉龙和C型黄玉龙比喻为孪生兄弟，那么作为“弟弟”的红山碧玉龙多年来已经出尽了风头，可“哥哥”C型黄玉龙出土后则一直默默无闻。
　　“两条龙”出自一个“娘胎”
　　碧玉龙和黄玉龙出自一个“娘胎”，这个娘胎就是被红山文化滋润了数千年的翁牛特旗这片神奇的土地。两条龙在“娘胎”里的数千年时光里，原本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只是肤色不同，长相也略有不同而已。不过，就因为这两条龙均在一个“娘胎”里吸收了数千年的天地精华，便注定了它们绝不是凡胎。
　　几年前，记者曾经前往翁牛特旗探访过碧玉龙的详细出土经过。碧玉龙在娘胎里沉睡了数千年后，一出世见到的第一个人是个农民，这个农民就是翁牛特旗三星他拉村的张凤祥。
　　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张凤祥在离村子不远处的一座小山上挖鱼鳞坑时，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他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他从石洞底部摸出一块像钩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当时，张凤祥还以为是挖到了一块废铁，心想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张凤祥把它拿回了家里。
　　出土碧玉龙的这座山，是一波三折的龙脉山，东西走向，长3公里。西面龙头扬起，地面相对高度100米；东面则是龙尾，一直延伸到布日敦湖中。而碧玉龙出土地点，从东西走向看，恰好正是在一波三折的龙脉山中间偏南的阳半坡之上。这种藏玉龙的形式给考古者带来了一道难题，按常理红山文化时期古人用于祭祀的玉都放在山头上，可它偏偏就在小山之中。出土碧玉龙之地名叫三星他拉，这个名字是原来的叫法，后来地名普查后改为赛沁塔拉。把这个村子的名字汉译过来，意为：“有祭祀物的草甸子”。可这一名字究竟是何时、何年、何人所留，目前尚无准确的说法。这里是一个有着200户人家的小山村，村东有湖泊，村西有山泉水，人丁兴旺，宁静而又富有生机。在辽代，几位南国宰相都把长眠之地选在了这里。
　　非常巧合的是，与碧玉龙一样，黄玉龙从“娘胎”出来后，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个农民。第一个发现黄玉龙的农民叫马忠信，家住翁牛特旗原山嘴子乡新地村。
　　在建国初期的一天，马忠信用牛拉着榆木架铁犁，在距离新地村南5~6华里一个名叫“南梁东拐棒沟”的一处小土山上开荒，当他犁到小土山东南坡半腰时，犁突然咯噔一下，马忠信抬起犁一看，犁铧尖上套了个圈子。当时，马忠信还以为是块铁或是石圈子。不过，当他从犁铧子上取下那圈子，擦一擦上边的土时，它露出了白石质。当他拿起对着太阳光一照，里边透出蛋黄色。这个蛋黄色的东西就是黄玉龙。如此说来，按照出土时间推算，黄玉龙还是碧玉龙的“哥哥”呢！
　　出土黄玉龙的新地南梁东拐棒沟一带又叫平安山，这座山西北5公里处就是一座叫少龙山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这里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玉鸟、玉蚕等文物，但这个遗址考古界还没有发掘过。平安山的东北边就是举世闻名的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这些地方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黄玉双面人脸等文物。
　　两条玉龙出土地相距不足40公里，但是两处地点周围都被厚重的新石器时期不同文化层所包围着。
　　出土后历尽劫难
　　碧玉龙和黄玉龙出土之后，历尽劫难，多次险遭厄运。
　　碧玉龙被张凤祥发现后，张凤祥把它拿给一起干活的几位农民看，有一个叫杨德成的农民先用铁锹把用力敲了几下，想敲掉上面的土锈，却怎么也敲不掉。于是他就随口说了句：“这么块儿破铁有啥用？”
　　张凤祥回到家后，把这块儿东西扔在了屋子的角落里。几天后，张凤祥4岁的弟弟张凤梁发现了这块儿东西，便用一根绳子拴在这块儿东西上面的小圆孔上，拖着到处玩儿。多日后，粘在上面的土锈逐渐被磨掉，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张凤祥的父亲张金贵（现已去世）仔细观察后，认为这块儿东西有可能是一块儿玉，便琢磨着要把它做成几个烟袋嘴，所幸的是最终没有采取实际行动。
　　后来，碧玉龙被考古人员发现后存放在翁牛特旗文化馆里。当时，由于碧玉龙还没有被定为国宝，所以谁也不拿它当贵重文物。于是，不管文化馆搬到哪儿，碧玉龙都是随手扔到不起眼的地方。
　　1983年，翁牛特旗有关部门把碧玉龙等上百件文物，拿到尚未修复好的北大庙（梵宗寺）破旧的二楼上展览。人们看到它就拿在手上随便看，当时也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在木桌上放着。
　　1984年国庆前夕，碧玉龙被选中进京参展，翁牛特旗文化馆贾玉贤和老伴拎着装有碧玉龙的破兜子乘列车前去送宝。
　　1985年，沈从文先生要看碧玉龙，赤峰这边派蒙景欣、李玉萍、张敏3人负责送宝。到达目的地后，坐在轮椅上的沈先生拿着玉龙手不停地在颤抖，蒙景欣生怕玉龙掉在地上，忙跪下身子，上前托住老先生颤抖的手。蒙景欣后来回忆说：“当时可吓死我了……”
　　黄玉龙被农民马忠信发现后，就被他随意地扔在了家里。在发现黄玉龙之初，马忠信一家人的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也衣食无忧。可是，后来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马忠信还经常生病，以往较殷实的日子变得拮据起来。于是，马忠信老伴就找来一位阴阳先生算了卦。阴阳先生神秘地算了一下说：“你们家人有病没钱是有一个不该藏的东西在做怪。”阴阳先生如此一说，马忠信的老伴一下子就想到了那块黄色的玉石。于是，马忠信老伴就自作主张，让儿子马金海把黄玉龙拿出去卖掉了。
　　后来，黄玉龙几经辗转后，又到了一位名叫李井荣的手中。李井荣是翁牛特旗广德公镇皇姑屯村人，从七十年代开始就走家串户收皮毛。1978年6月的一天，李井荣遇到原山嘴子乡朱代沟村村民马跃，两个人是连襟。当时，马跃拿出一块C型的黄玉石，问李井荣要不要？马跃之所以想卖给李井荣，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这个连襟爱抽烟，喜欢好烟袋，而且这几年做生意没少挣钱。马跃告诉李井荣：“两个月前，这块玉差点让马忠信的儿子马金海给卖了。当时，来了两个南方背挎包的老客，他们是收老钱、金银器和老玉件等物的。那两个人把这块玉拿到手上一看，要给25元钱就拿走。我看到以后，一把就抢了过来，当时我嫌弃他们给的钱太少，不能卖。马忠信的老伴知道这件事后，就说：‘既然你嫌钱少不让卖，那就放在你那，你给卖吧。’”
　　李井荣听了马跃讲述的情况后，就拿起小铁刀在黄玉上使劲划了一下，没划动，心想不是囊玉。他听人家说过，烟袋好坏在烟袋嘴上。玉，只要硬，色淡、透就是好玉。他仔细看了看这块黄玉，便动了心思。结果，李井荣出120元钱买下了黄玉龙。黄玉龙到了李井荣手里之后，其命运也和碧玉龙一样，险些被李井荣制作成烟袋嘴子。
　　本是同根生命运却不同
　　李井荣把黄玉龙带回家后，原本打算将其制作成烟袋嘴子，因为他忙于做生意，没有来得急去找好磨玉工匠。后来，李井荣又拿着黄玉龙去找在翁牛特旗纪检委当干部的外甥女赵国芹，让她帮着找人做成眼袋嘴子。赵国芹就把黄玉龙拿给丈夫孙平看，在法院工作的孙平看了之后，就觉得这块玉和三星他拉出土的碧玉龙差不多。于是，孙平就说：“这可能是文物，不能做成烟袋嘴子。”接下来，孙平把这块玉用笔描了一张图，领着李井荣来到旗博物馆，给时任馆长的贾鸿恩看。贾鸿恩看了之后心想：“这不和碧玉龙一样吗！” 贾鸿恩对他们说，光凭图看不出来是啥，你们把东西拿来看看。当孙平和李井荣拿着实物给他看完后，贾鸿恩说：“你们把东西留下吧，我得去别处找人鉴定一下。”
　　拿到黄玉龙后，贾鸿恩立即去北京找中国考古界的泰斗级人物、中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进行了鉴定，确定了它的年代和价值，并且拿回了一份鉴定证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观民研究员对黄玉龙进行鉴定后说：“视察玉龙的质地、制作与形态，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刘观民的这一看法也得到了苏秉琦等考古学家的认可。
　　从此之后，黄玉龙虽然摆脱了被制作成烟袋嘴子的命运，可它却一直没有如同碧玉龙那样名震华夏。
　　碧玉龙被翁牛特旗有关部门从民间收回之后，又被内蒙古博物馆拿到日本展出。展览归来后，就永久展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了。碧玉龙后来之所以能够名声大震，还缘于它在没出名之前就有许多专家多次上手鉴定。
　　1973年，亲手征集碧玉龙的时任翁牛特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找到时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李贵。李贵看到碧玉龙后就说：“你好好把这东西保管起来，我回去跟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李文信馆长汇报一下。”
　　当李贵向李文信汇报此事时，苏秉琦先生的弟子郭大顺正好在场，也很想尽快前往碧玉龙的出土地去看一看。可是，郭大顺的这一愿望在1975年他担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副队长时才得以实现。郭大顺看到碧玉龙后就说：“很奇怪，从没见过。”
　　1979~1984年，郭大顺率领考古团队在西辽河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中，取得让国人振奋的骄人业绩，承载着5000年红山文化历史记忆符号的精美玉器公布于众。这期间，一批以龙为主的研究成果纷纷出炉，1984年《文物》第六期刊登了孙守道、郭大顺撰写的《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贾鸿恩执笔以翁牛特旗文化馆名誉发的《三星他拉发现玉龙》，孙守道撰写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于是，红山碧玉龙便逐渐为世人所知晓。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35周年时，故宫博物院得知发现碧玉龙的消息后，专门将碧玉龙调到北京参加精品文物展。就是此次展出，惊动了一位中国龙凤纹饰研究权威人士，这个人就是中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历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沈从文先生。他让秘书托人与翁牛特旗博物馆联系，并且说：“我一生最大愿望是看到史前中华龙。”于是， 翁牛特旗博物馆派专人拿着碧玉龙前往沈从文先生家中，沈从文先生看到碧玉龙后激动不已。也就是此时，经沈从文先生举荐，一篇名为《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的文章在国内外很有影响的《人民画报》登出，从而使得世界史前研究的专家及收藏鉴赏家们的眼球聚焦到了中国。
　　2008年8月30日，中华第一龙破例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赤峰市，参加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节暨第三届红山文化节精品文物展。
　　碧玉龙从民间走进国家博物馆的十几年工夫，便身价倍增。仅碧玉龙出国展，保金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
　　“两条龙”都是部族的图腾
　　近年来，由中国社科院考古所研究员公共考古中心副主任刘国祥先生倡导，众多考古人员组成“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探源组对两条C型玉龙进行了长时间的实地踏查调研。
　　经调查，两条龙出土的形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都出自像龙脉一样的小土山上，而且均出在土山的阳面半山腰，约30~60厘米的土坑之中。同时，它们藏身之处附近四周，没发现任何骨、石、陶等陪葬物。这与牛河梁玉龙出自墓葬中，完全不同。因此，多数专家认为，这两条C型玉龙应属明器，是部族的图腾，也许是部族徽记，因部族之间争战、内讧、信仰、环境等因素，慌乱埋藏或丢弃而致。
　　据了解，碧玉龙，高26厘米，重1000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也就是中国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型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这件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黄玉龙体态造型与碧玉龙基本一致，其尺寸有所不同。黄玉龙高16.7厘米，龙脊背的长鬃7.2厘米，长鬃占了龙体的二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的圆孔，是对钻的中间细两端粗圆孔。
　　碧玉龙和黄玉龙的藏点似乎与同一时代的墓葬相似，但据挖掘者介绍：“它就在土层两铁锨深（60厘米）、石板下一铁锨深（30厘米），直径60厘米的窑中挖到的，周围除了小碎石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显然不是墓葬。那这种藏玉龙的方法意味着什么？史学界、考古界有诸多的说法，目前尚未统一。但有一点得到了共识，那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史前玉龙只有在红山文化区黄帝所略的时空框架区域内才能出现。这也许正好就应验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中华民族是炎黄子孙的祖传说法。
　　探源组专家指出，这两条玉龙身上所标记的每一符号，应该说，是古代智人多年观察大自然若干灵动之物取其精华的组合体。每一灵动之物在古人心目中都有一种崇敬神奇的功能。龙脊背似马鬃之物，它的寓意有马的速度、云的高耸，横能驰骋、纵能上天。玉龙卷曲的神似蛇身，它的取意为，有规避寒冬、电闪雷鸣能入地的功能。两条龙的制作也采用了许多人世间的符号：例如，雕磨出能看世界万物的眼睛，但这究竟是什么眼形，专家们目前正在探讨中，还有形似猪嘴、猪鼻子，这些符号有观察、品尝、体味世间百态之功能。两条玉龙所缺失的是耳朵，这究竟是古人有意回避，还是把耳朵隐含起来，目前还没有定论。但是红山文化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玉猪龙的大耳朵，似乎对C字玉龙的缺憾给予了补偿，从这一缺失分析，两种体态的玉龙，在古代应各有专属和功效，玉猪龙应是随大巫(首领)个体佩戴之物，他们死后随葬。而C字龙应是随部落群体敬畏图腾的部族标记（旗帜徽章）。龙的体态到了秦汉时期，眼耳鼻舌眉须角身才没有了缺失，刻画得就十分完整了。到了清代，龙的细微之处也刻画得十分精道，皇帝所用、所摆的龙饰，完美程度达到了极致。
　　数千年间，龙的形态在演化过程中不断得以升华，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图腾。如今，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来源于五千年前红山文化的这一观点，已经被众多中外学者所认同。
一、碧玉龙出土探秘
　　1、碧玉龙睡卧三星他拉龙脉山五千年
　　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龙又是中国人的象征。龙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历代帝王为之尊崇、万民为之敬仰。但史前有没有龙，龙是什么样的，是灵动之物、还是图腾？这些谜团，吸引着历代无数志士仁人在不断地追寻探索，终没结果。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考古界在中国科学院院士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中国史前考古界泰斗苏秉琦的引领下，进行了探索、发掘、求证。经他们实地踏查推定：中国中原、北方地带蕴含着未知辉煌灿烂的历史。具体地点在哪、会出现什么奇迹，尚不得而知。
　　但是，历史的新发现，往往是在不经意之中走到了人们的近前。
　　1971年，翁牛特旗乌丹镇三星他拉一位土生土长的农民张凤祥，就在他们村后小山上挖出了如今震惊世界的宝物———碧玉龙（现在人们知道是五千年前的玉龙了）。
　　远望古人藏玉龙的小山，是一波三折的龙脉山，它东西走向，长约3公里。西龙头扬起，地面相对高度约100米；东是龙尾，龙尾一直延伸到布日敦湖中。而碧玉龙出土地点，从东西走向看，恰好正是在龙脉山中间，南北观看正是在偏南的阳坡之上。这种藏玉龙的形制给考古者带来了令人费解的一道难题，按常理，红山文化时期古人用于祭祀的玉都放在山头上，可它偏偏在小山之中。它的藏点似乎与同一时代的墓葬相似。但据挖掘者介绍：“它就在土层一铁锨深（约20-30公分）、石板下一铁锨深（约30公分）、内径约30多公分的窖中挖到的，周围除了小碎石以外，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显然不是墓葬。那这种藏玉龙的形制意味着什么？史学界、考古界有诸多的说法，目前尚未统一。但有一点得到了共识，那就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史前玉龙只有在红山文化区、黄帝所略的时空框架区域内才能出现。这就应验了中华民族是龙的传人！
　　2、碧玉龙出土的前后
　　出土碧玉龙之地是三星他拉，地名普查后改为赛沁塔拉，汉译为：有祭祀物的草甸子。这一名字何时、何年、何人所留，尚无准确的说法。这里是有200余户人家的小山村，东有湖泊，西有山泉水，是人丁兴旺、宁静而又富有生机的村落。
　　我们踏进碧玉龙出土地，探寻碧玉龙的出土经过。发现者张凤祥讲：“1971年8月的一天下午，我在离村子后面不远处的地方挖鱼鳞坑时，脚下的铁锹突然碰到了石头块，我俯下身子一摸，发现一个好像是人工砌成的石洞。在好奇心的驱使下，我把石块捡干净，在石洞的底部摸出一块像马蹄子一样的东西。它质地坚硬，拿在手里沉甸甸的。以为挖到的是一块废铁———铁勾子，也许能到废品收购站卖上几个钱，于是，顺手放在一旁。收工的时候，张凤祥就顺便把它拿回了家里。
　　时隔数日的一天，张金贵的儿子、张凤祥的弟弟张凤良，那时他才六七岁，没什么玩具，就把扔在墙角下的像“马蹄铁”一样的东西拎出，找了一根绳子把它绑紧，张凤良开始拖着“马蹄铁”和小伙伴们在村子里玩耍了起来。拖玩时间长了，这东西渐渐露出本色。大人近前一看，这不是铁，是玉石。张家人心一动，玉石不能洗烟袋嘴子吗？可拿给懂行人一看，说这是菜玉，洗出烟袋嘴子也不好看。
　　这时候，大队书记韩荣得知后，让张金贵拿到旗文化馆，说：“兴许是文物，咋还不给你个工钱。”于是，他第一次拿着此物来到旗文化馆，可是他没见到搞文物的，值班的人草草地说：“这东西没什么用。”他就拿了回去。张家找大队支部书记要交给大队。支部书记说：“你还是交文化馆吧。上次去没找准人，如再去你们找馆长。”过了一段时间，张家又拿到了文化馆，并要求付给一些钱，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很爽快地付给30元钱（据说是他自己拿出近一个月工资）收下了碧玉龙……我们采访原旗文化馆分管收购传世文物的贾玉贤女士时，她所说的碧玉龙出土处与韩荣、张凤祥说法一致：中华碧玉龙是在数千年未经过人工扰动的土层下出世的。
　　二、黄玉龙出土探秘
　　1、黄玉龙不是盗墓者所为，而是开荒犁地时出土的
　　1949年春季，刚新婚不久的马忠信(1925—1996)驾开荒木犁，在翁牛特旗原山嘴子乡新地村南5-6里地的南梁东拐棒沟一处开阔的平安山山半腰开垦荒地时，突然咯噔一下，牛拉着的犁只走两步就停了下来，任凭主人吆喝、鞭赶，牛就是不动。马忠信低头一看，犁铧尖上套上了圈子，他当时以为是铁或是石圈子，当他从犁铧子上取下，擦一擦上边的土时，它露出了白石质。当他拿起对着太阳光一照，里边透出米黄色。
　　马忠信活了72岁，留下了两男五女7个孩子，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那一天，也没搞清东拐棒沟47年前出土的那玩意究竟是什么。
　　2、黄玉龙出土辗转经历
　　1978年，黄玉龙几经辗转到了翁牛特旗广德公镇皇姑屯炒米营子收皮毛的农民李井荣手中。
　　李井荣，上世纪70年代开始做起了小生意，走家串户给南方或乌丹厂商收购皮毛。1978年6月的一天，李井荣遇到原山嘴子乡朱代沟他连襟（李井荣小姨子的丈夫）马跃，马跃拿出这块重六两多的黄玉石，问要不要？他知道连襟爱抽烟，喜欢好烟袋，这几年做买卖、搞基建没少挣了钱，于是接着说：两个月前，来两个收老钱和金银器的南方老客，当时，这块玉差点让马忠信的二儿子马金海给卖了。
　　马金海为了给母亲治病想卖，拿着这块玉给他们看，我看到后嫌弃他们给的钱少没让他卖。后来马金海就让我给他卖吧。李井荣听后拿起小铁刀在玉上使劲划了一下，没划动，心想，不是囊玉，他听人家说过，烟袋好坏在烟袋嘴上。玉，只要硬，色淡、透就是好玉。他反复仔细看了看这块黄玉，此时心已动，说多少钱？马跃说咋也得120元钱吧。那时120元，是在广德公镇水管站工作的儿子李占城4个月的工资钱呀，但对李井荣来说120元也就是捣登一车皮毛就回来了，不算啥。买块好玉，做几个好烟袋嘴子，就赚回来了。成交后马跃给马金海送去60元，他留下了60元。三方皆大欢喜。
　　这条玉龙自从出世，一直跟着马忠信的老伴儿李桂珍（1932—2009），从新地搬到姚家店,又从姚家店搬到朱代沟，几经迁徙，29年没离开她的家，虽然没带来富足，但也粮谷满囤，人丁兴旺。玉龙也从屋的角落，拿到粮仓中；又由粮仓，拿到三节红堂柜里。但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靠天吃饭，土地贫瘠，以往较殷实的小日子也出现了拮据。马忠信的二儿子当家主事后就把它卖掉了,当时马忠信及老伴儿虽不情愿,但生活的拮据不得不让宝贝离开，宝贝的离开并没有改变他们家贫困的状况，也没有带走马忠信的病，1996年马忠信举家搬迁到盘锦，不久，马忠信就去世了。
　　幸亏李井荣忙于做买卖，没有来得及找磨玉工匠，把黄玉龙做成了烟袋嘴子。当他的儿子承包了砖厂，再也不用他挣钱养家糊口时，老李才有了时间琢磨起这块黄玉来。于是，拿着黄玉龙来到乌丹，找外甥闺女赵国芹（旗纪检委干部），看一看找人怎么做成烟袋嘴子。赵国芹把玉龙拿给丈夫孙平看（孙平，旗法院某法庭庭长，后任副院长），孙平说：“我看它和三星他拉出土的碧玉龙差不多，是文物？不能做烟袋嘴子。”于是，他把黄玉龙用笔描了一张图，领着李井荣来到旗博物馆，给时任馆长的贾鸿恩看。贾馆长看了内心激动不已，但表面显得很平静，说：“光凭图看不出来是啥，你们把东西拿来看看。”于是，他们二位又拿着实物第二次来到博物馆，贾鸿恩说：“你把东西留下吧，我得去别处找人鉴定一下。”贾馆长就带着黄玉龙去北京找中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进行了鉴定，并由刘观民研究员出具了鉴定证书，确定了它的年代和价值。贾馆长回来后，对前来索要黄玉龙的李井荣和孙平说：“这东西是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留在馆里吧，我们会给你申请奖励的。”孙平是搞法律的，他十分清楚，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出土文物，那就是属于国家所有，当时也没好意思说什么，领着李井荣离开博物馆，回家了。
　　后来，旗文化局请示旗政府分管领导，经研究决定：给献黄玉龙者李井荣荣誉证书和200元奖金，因嫌金额少，当事者没要，给保护介绍文物的孙平同志奖励一级工资，也被他谢绝了。
　　从此，黄玉龙有了归宿，构成了翁牛特旗出了两条完整的玉龙的其中之一，人们在惊喜之余，发现它又给人们留下诸多的未解之谜。
　　三、碧玉龙身世揭秘
　　翁牛特旗出了两条玉龙，举世震惊，身价连城，仅碧玉龙出国展览，保金就高达10亿元人民币。从出世到出名，它的背后隐含着怎么样的故事？
　　一是艰难的鉴定经过
　　1973年，亲手征集碧玉龙、时任翁牛特旗文化馆主管文物的副馆长王志富，找到时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队长李贵（当时他正在翁牛特旗桥头公社“走五七道路”），让他看这具猪骡马鼻嘴眼意像、马鬃、卷身蛇体，怪怪的东西。
　　李贵，东北师大历史系毕业，他所读的教科书及出土文献资料从没见过此物。于是，他说：“老王，你好好把这东西保管起来，我回去跟李文信馆长（时任辽宁省博物馆馆长）汇报一下。”
　　当李贵向李文信汇报此事时，在场的郭大顺（1962———1965在北大从师于中国新石器时期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的研究生）说：“想尽快来出土地看一看。”这一愿望在1975年他担任辽宁省博物馆文物考古队副队长时才得以实现。
　　1975年，由郭大顺带队，美思念、王成生、王志富组成的考古队，在西拉沐沦河海金山、少郎河白音汉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后，他们回过头来看碧玉龙，郭老看完过后，说：“很奇怪，从没见过。”
　　这一未解难题移到了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员刘观民手中，刘观民说，是什么东西，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属红山文化时期的文物”。
　　1979———1984年，郭大顺的考古团队在西辽河东山嘴、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考古中，取得让世人振奋的业绩，承载着6500———5000年红山文化历史记忆符号的精美玉器公布于众。
　　这期间一批以龙为主的研究成果纷纷出炉，1984年《文物》第六期刊登了孙守道、郭大顺撰写的《论辽河流域的原始文明与龙的起源》，贾鸿恩执笔以翁旗文化馆名义发的《三星他拉发现玉龙》，孙守道撰写的《三星他拉红山文化玉龙考》。这三篇文章揭示了三星他拉玉龙与牛河梁出土的玉龙有着同源、同时、同属关系。从此，碧玉龙的身世就被正式确定下来。
　　故宫博物院知道后，特调翁牛特碧玉龙参加国庆35周年精品文物展。这一展，惊动了一位中国龙凤纹饰研究权威人士，他就是沈从文(中国著名作家、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曾任中国历博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他让秘书找方建春(在辽宁博物馆工作)与翁牛特旗博物馆联系，说：“我一生最大愿望是看看史前中华龙。”翁牛特旗博物馆满足了他的愿望。看后，他举荐中华龙在国内外最有影响的《人民画报》登出。当李振石拍摄的中华碧玉龙、韩跃拍的苏秉琦拿中华碧玉龙研究的画面，以及时任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孙守道、省文化厅副厅长郭大顺等配文，题目叫《中华五千年文明曙光》，在《人民画报》1986年8期登载、用几种文字版本在国内外公开发行后，“使世界史前研究的专家及收藏鉴赏家们的眼球聚焦到了中国”。
　　小庙担不了大神，碧玉龙，不能在小小的旗县博物馆里放了，史前五千年中华文明曙光的唯一物证，不能再有什么闪失。由内蒙古博物馆拿到日本展出《中国北方骑马民族文物精品》后，就永久展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了。
　　二是它在六次险境中化险为夷
　　2008年8月30日，中华第一龙破例回到阔别20年的故乡赤峰，参加内蒙古第五届草原文化节暨第三届红山文化节精品文物展。前来参观的无数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和知情人，都想亲手抚摸一下国宝，但均遭到护宝警察的婉言谢绝。你知道吗，这之前，它曾经有过六次险境：
　　第一次：碧玉龙出土时，正是在文革“破四旧，立四新”的当口。那时，许多的龙形器物都毁掉了，幸亏那时人们没有认出它是龙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第二次：八十年代之前，这里牧民有赏鼻烟壶、玉石烟袋嘴的时尚，好多人对这碧玉龙想动手，制作烟袋嘴，幸亏碧玉龙不是白玉、透玉，又有绺裂，出不了上品的烟袋嘴子，因此又逃过了一劫。
　　第三次：碧玉龙经历了旗文化馆的几次搬家，它并没有像瓷器一样轻拿轻放，没定为国宝前，确实没拿它当贵重文物。它的待遇是随手扔到不起眼的地方，但愣是没有损坏过。
　　第四次：1983年，为庆祝改革开放五周年，把玉龙等上百件文物，拿到尚未修复好的北大庙（梵宗寺）破旧的二楼上展览。人们看到它相似青石做的龙，拿在手上随便看，顺手敲击、磕碰，放下还不时地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当时没有任何防护措施，就在木桌上放着，也是毫发未损。
　　第五次：1984年国庆前夕，碧玉龙被选为35周年文物精品展。参加北京故宫调展。专家们迎接来自碧玉龙家乡的两位护宝人（翁牛特文化馆贾玉贤和她老伴旗畜牧站长王元哲），当问及是怎么进京时，得知他们坐火车拎兜子送宝的，专家们惊叹道：“太危险了，这是国宝呀！”着实地为他们捏了一把汗。
　　第六次：1985年，沈从文先生要看中华玉龙，这回送宝人增加了三位，当把玉龙拿给沈先生看时，坐轮椅的沈先生拿着玉龙的手不停地颤抖，这可吓坏了送宝的蒙景欣、李玉萍、张敏。蒙景欣生怕沈先生抓不住玉龙，掉地摔碎，忙跪下身子，上前托住老先生拿玉龙颤抖的手，她回忆起说：“可吓死我了。”
　　四、黄玉龙与碧玉龙的关系
　　一是两条龙的周边环境
　　碧玉龙出土地———三星他拉龙脉山，东邻1975年郭大顺先生发现的少郎河白音汉新石器时代遗址不足10公里；西接贾兰坡先生上世纪七十年初发现的上窑旧石器时代遗址20公里、新石器时期遗址10公里；南有喇嘛沟及南甸子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遗址10至20公里；北靠老虎山红山文化时期遗址不足10公里，这里的小凤山（也叫箭洞山）有新石器时代磨刻的多幅岩画。
　　黄玉龙出土地———乌丹镇山嘴子新地南梁东拐棒沟平安山，西北距此5公里处是一座名叫少龙山的新石器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玉鸟、玉蚕等文物，但此地考古界没有介入发掘过。东北边是兴隆洼、赵宝沟、红山文化时期遗址，据当地百姓反映曾经出过红山文化时期的玉佩、黄玉双面人脸等文物。
　　两条玉龙出土地直线距离不足30公里，虽然它们出土的地点不同，但是它们周围的共性，都是被厚重的新石器不同文化层所包围着。
　　二是两条龙出土的形制及年代
　　经调查，两条玉龙出土的形制有着惊人的一致性，它们都出自像龙脉一样的小土山上，而且均出在土山的阳面半山腰，约30至50公分的土坑之中。同时，它们藏身之处附近四周，没发现任何骨、石、陶等陪葬物，这与牛河梁玉龙出自墓葬中完全不同。多数专家认为：这两条C形玉龙应属部族的图腾，也许是部族徽记，因部族之间争战、内讧、信仰、环境等因素，慌乱埋藏或丟弃而致。而牛河梁玉龙属生前佩戴、死后陪葬的冥器。
　　两地玉龙的形状不同，其用途应截然不同。两地无论是玉猪龙还是“C”形玉龙，它们应同属新石器红山文化时期的产物。“C”形玉龙，有的专家猜想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东西，但这一观点如果认真研读了小河沿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和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发掘报告后，不攻自破。因为小河沿文化遗址多以陶器、骨器为主，看不到像玉龙那样的玉器；夏家店下层文化遗址多以石器、骨器、陶器、青铜器为主，也看不到像玉龙那样的玉器。一个时代一种风格，一种或几种主流器物，这也是多数专家认可的结论。
　　五、两条龙相关问题的研究
　　题一，玉龙在演化中得到升华，龙并不是红山文化的专利，在它没出现之前，濮阳6800年的蚌壳龙就已经出现，龙在演化中由石蚌质发展到玉质，由庞大变成小巧玲珑，由单一品种和功效变成多品种和用途，这是一种龙材质演变说，还有一种形体演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刘观民研究员 在1987年12月对翁牛特旗黄玉龙进行了判断：“视察玉龙的质地、制作与形态，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做国家一级文物收藏。”这一判断得到了苏秉琦等史前考古学家的认可。目前，也得到了大多数专家学者的认同。
　　题二，大玉雕龙（碧玉龙）为碧绿色，高26厘米，重一千克，身体呈英文字母里C的形状，也就是中国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因此它以后被命名为C形玉雕龙。它的鼻子前伸，嘴紧闭，有对称的双鼻孔，双眼突起，呈梭子形，眼尾细长上翘，头上刻着细密的方格网状纹，龙的脊背有21厘米的长鬃，长鬃占了龙体的三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有一个圆孔，经过试验，如果用绳子穿过圆孔悬挂，龙的头尾恰好处于同一个水平线上。玉龙是用一整块玉料雕刻而成。
　　小玉雕龙（黄玉龙）为黄色，体态造型与大玉龙基本一致，其尺寸有所不同。小玉龙高16.7厘米，龙脊背的长鬃7.2厘米，长鬃占了龙体的二分之一以上。龙的脊背上的圆孔，是对钻的中间细两端粗圆孔。
　　玉龙身上所标记的每一符号，应该说，是古代智人多年观察大自然若干灵动之物取其精华的组合体。每一灵动之物在古人心目中都有一种崇敬神奇的功能。龙的体态到了秦汉时期，眼耳鼻舌眉须角身没有缺失，刻画得就十分完整了。到了清代，龙的细微之处也刻画得十分精到，皇帝所用、所摆的龙饰，完美程度达到了极致。中华龙文化意识的形成来源于五千年前的红山文化，这一观点被众多中外学者所认同。
　　至此，翁牛特旗出土的中华第一龙、华夏第一龙的身世正式明了。
　　题三，两条玉龙的发现并最后鉴定成为国家级文物，纯粹有偶然的因素与诸多巧合，也就是说，两条玉龙存活下来，没有被打碎，或者成为烟嘴，或者被卖掉，纯属幸运。由此想到，一个国家级顶级文物的存活，不应当靠这种幸运与巧合，而是应当大力普及文物知识，普及文物法，只有更多的民众懂得了古代文物知识，懂得了文物保护法，才能顺理成章地保存更多的文物。或许，我国有许多不被人知的国家级顶级文物已经被遗弃、被打碎、被仨瓜俩枣地卖掉流失国外等等。本文中提到的大队书记一再提醒张家，才将碧玉龙送到旗文物馆，完全说明见多识广的大队书记一看就认为是文物，而村民保存了几十年，也不知道它是文物。这里面知识的差距、法律方面的差距、处理事情能力的差距明显体现出来。
　　（注1.翁牛特旗两条“C”形玉龙探源调查工作，是翁牛特旗文化局配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组织实施的。注2.探源调查组成员:高明林、刘增军、王立柱、吴甲才、庞浩、姚情情）
　　黄玉龙的发现者马忠信
2010年11月1日，新华社记者采写的一则《国宝“华夏第一龙”出土地被专家最终确认》使很多赤峰人兴奋不已。因为此消息一经刊发，就意味着赤峰市翁牛特旗不仅是“中华第一龙”（发现详情见第二期故事汇）的出土地，还是“华夏第一华”的出土地。两条远古玉龙腾起在同一个地方，人们在感叹之余，不禁要问：这其中又有怎样的故事呢？日前，我采访到了翁牛特旗文联《少郎河》期刊主编滕广明先生，他向我讲述了“华夏第一龙”即小黄玉龙发现的经过，充满了神奇，也让人感喟颇多。
　　时间：1949年春季
　　地点：翁牛特旗原山嘴子乡新地村南不远的南梁东拐棒沟名叫太平山的山半腰
　　人物：当地农民马忠信和他的牛
　　这个故事比共和国的历史还要大上几个月———
　　这一年，马忠信二十五岁，娶了本旗杜家地乡姚家店村十七岁的李桂珍为妻，新婚不久。这一天，他赶上自家的牛拉犁杖，到太平山开垦荒地。
　　马忠信扶犁甩鞭，悠然地犁着地，突然咯嘣一下，拉着犁杖的牛也随之停了下来。马忠信低头一看，原来是铁犁铧尖儿套上了一个像是“半拉圈子”的东西。他把这个“绊脚物”从犁铧子上取下，擦了擦那上面的土，竟然还露出了石质。这个是什么破东西！他摇了摇头，顺手就把它扔在了一旁，等到收工时顺便带回了家。
　　马忠信至死也没搞清楚自己在开垦时拾到的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这个“半拉圈子”在出土的第一个二十九年间，一直跟着马忠信，没有离开过他的家，尽管马家从新地搬到朱代沟，几经迁徙。不知什么时候，马忠信知道这个“圈子”是玉做的，还听人说，如果家中有玉，要藏在最好的地方，才能保佑全家。于是，这玉也就被从屋的角落拿到粮仓中，再由粮仓拿到三截红堂柜里。
　　这一辈子，李桂珍一共为马忠信生下了两男五女。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多，靠天吃饭，土地贫瘠，以往较殷实的小日子也出现了拮据，马忠信还得了病，李桂珍就找来阴阳先生算卦。阴阳先生说：“你们家有病没钱，都是因为有一个不该藏的东西在做怪，你的命里担不起这么大块的玉石。”李桂珍一听此言，这不就是指他们家的那个“半拉圈子”吗？肯定是！要不这日子怎么就不如从前了呢？于是，她自作主张地就把这个“不祥之物”拿出来，卖掉了。
　　从此，这个“半拉圈子”就离开了马家，马家依旧贫困，马忠信的病也是依旧。1996年，马忠信举家搬迁到盘锦。不久，马忠信就去世了。
　　时间：1978年6月
　　地点：翁牛特旗广德公镇皇姑 屯炒米营子
　　人物：收皮毛的农民李井荣
　　今年八十一岁的李井荣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就做起了小生意，走家串户地为南方老客和乌丹厂商收购皮毛。1978年6月的一天，李井荣在乌丹镇（原山嘴子乡）朱代沟遇到了他的连襟(李井荣小姨子的丈夫)马跃，马跃拿出了这个“半拉圈子”。马跃知道他的这个连襟手里有几个钱，爱抽烟，喜欢好烟袋嘴子。这块玉如果卖给他，他可以制作好几个烟袋嘴儿。
　　那么，这玉是如何落到马跃的手里的呢？马跃告诉李井荣说：“两个月前，这块玉差点儿让马忠信的儿子马金海给卖了，当时，来了两个南方老客儿，他们是收老钱、金银器和老玉等物件的。”李井荣听连襟如此一说，拿起小刀就在那玉上使劲地划了一下，没有划出丝毫的痕迹，便心想：烟袋好坏都在烟袋嘴儿上，听人说，玉，只要硬、透，就是好玉。李井荣仔仔细细地端详了半天，这块玉石可以制作好几个烟袋嘴儿啊！心已动，就问：“你卖多少钱？”马跃说：“咋也得一百二十元钱吧。”那时候的一百二十元，是一般干部四个月的工资，可够贵的了！
　　原来，在此之前，马忠信大儿子马金泉（1951年出生）搬到桥头镇（原杜家地乡）姚家店村去住了，马忠信的二儿子马金海（1955年出生）娶了媳妇当了家，顶门过日子。马金海当家后，就想把这块玉制作成烟袋嘴子。有一次，他找到了大队书记李福，要他帮忙拿这块玉去制作烟袋嘴儿，说能切割成三个好烟袋嘴子。李福就拿着这块玉找到了制作烟袋嘴子的匠人，匠人看了看玉，开口就要一百二十元的手工钱，少一个子儿也不干。李福嫌太贵，没有切割成。这就是这块玉定价一百二十元的原因。
　　话说李井荣见到这么一块像鸡蛋黄儿颜色的黄玉石，就暗自在心里打起了小算盘：买块好玉，做几个好烟袋嘴儿，再把烟袋嘴儿卖了，钱也就赚回来了，自己还能得到一个好烟袋嘴儿用。最终，这个“半拉圈子”以一百二十元钱成交。事后，马跃给李桂珍送去六十元，他自己留下了六十元。三方皆大欢喜。
　　但李井荣因为忙于做买卖，没有来得及找磨玉匠人，这玉也就没有变成衔在嘴巴上的漂亮烟袋嘴儿。
　　这时候，已经是1987年了。
　　李井荣的儿子承包了砖厂，收入多了起来，再也不用老爹挣钱养家糊口了。闲下来的李井荣又有时间琢磨起这块玉。
　　时间：1987年10月
　　地点：乌丹镇
　　人物：贾洪恩，时任翁旗文管所长
　　这一天，李井荣拿着这块玉来到乌丹镇，找外甥闺女赵国芹（时任旗纪检委干部），想让她看一看并找人商量一下，设计一下，能做几个烟袋嘴儿，怎么才能做成好烟袋嘴子。赵国芹一看，就感到这个东西不同凡响，急忙把它拿给丈夫孙平看。孙平（时任旗法院某庭庭长，后任旗法院副院长）看后说：“我看它和三星他拉出土的碧玉龙差不多，是文物！千万不能做烟袋嘴子！”
　　为了求个真儿，孙平还照着这块玉描了一张图，领着李井荣来到翁旗文管所，把图拿给所长贾洪恩看。贾所长往那图上只看了一眼，内心就狂跳不已了：这不是一条玉龙吗？难道我们这里又出了一条玉龙？但为了搞清事情的真相，贾所长表面依然装得很平静，只是淡淡地说：“光凭你这图，我是看不出这是个啥玩意儿的，你们得把实物拿来让我看看，然后再说。”听贾所长这么一说，李、孙二人只好回到家拿上实物又一次来到博物馆。贾洪恩一看那玉，心中有了底，这肯定是玉龙无疑了。
　　随后，贾所长就带着这块玉急急忙忙地去了北京，找到中科院考古所苏秉琦先生进行了鉴定，并由刘观民研究员出具了鉴定证书，这份《关于翁牛特旗征集的玉龙鉴定意见》内容如下：
　　翁牛特旗文管所贾洪恩同志送来征集到的玉龙一件。观察玉龙的质地、制作与形态，与以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玉龙大同小异，实为国内罕见的科学标本。宜作为国家一级文物收藏。建议旗政府给有关人员与（应为予）以奖励，并应对该文物出土地点做调查了解，进一步提供与此相关的情况有助于历史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
　　刘观民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专家的鉴定，确定了它的年代和价值：翁牛特旗，又有一件史前文物问世！贾洪恩所长回来后，别提有多么高兴了，但心里又总感到对不起孙平和李井荣，他们来找自己时，应该怎么向他们解释呢？按贾洪恩的性格，还是实话实说吧。所以，他对前来索要黄玉龙的李井荣和孙平说：“这东西是出土文物，属于国家所有，留在所里吧，我们会给你申请奖励的。”孙平是搞法律的，他十分清楚，按照法律规定，如果是出土文物，那就是属于国家所有，当时也就没说什么，领着李井荣离开文管所，回家了。
　　以上就是“华夏第一龙”的发现经过。从此，黄玉龙也像碧玉龙一样，有了归宿。翁牛特旗因为有了两条玉龙双双横空出世而更加的闻名宇内。
　　故事背景：“华夏第一龙”
　　小玉雕龙（黄玉龙）为黄色，体态造型与大玉龙基本一致，其尺寸有所不同。小玉龙高16.7厘米，龙脊背的长鬃7.2厘米，长鬃占了龙体的二分之一以上。这条玉龙也是“C”字形，对强光观看，为半通透，它的选材讲究，充分利用了玉石的本色和石皮的赭黄色，头部和尾部是赭黄色，身体部分是黄颜色。让人一看，就有古朴厚重的感觉。在做工上，它头部鼻端刻划出两条短线表现鼻孔，颚底是三角网纹，龙眼为梭型。龙背钻一圆孔，圆孔边缘磨痕十分明显，由此证实为系绳悬挂所用，试验穿绳、提起，玉龙的头尾正好处在一个水平面上，这两条玉龙的首尾都是绝对平衡，不知古人为了表达什么，但足以看出古人的制玉水平已经相当高超。关于它的用途，专家众说不一，但是大多数专家认定它是祭祀用的神器。因为黄玉龙的制成年代早于碧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