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宋丹丹在央视春晚上说出“我十分想见赵忠祥”的时候不会想到，20年之后，这个愿望靠4000块钱就能实现。而赵忠祥在家门口和粉丝合照的时候也不会想到，自己会在步入老年之际又在互联网上火了一把。 由于某新媒体的一次暗访，赵忠祥以4000元在三分钟内卖出一张合照、一个福字的生意被带入大众的视野，同时明星定制祝福的产业链也逐渐浮出水面。看到过去光鲜亮丽的央视主持人挂着职业笑容和任何花4000块钱的粉丝合影的时候，网友们不是滋味；
但看到赵忠祥老师的价目表的时候，网友们又心理不平衡了；
不过，也有不少人表示对“凭本身挣钱”、“人都要吃饭”的理解；
总之，这一新闻让吃瓜群众们吃得五味杂陈，但知著君不禁好奇，这场受到围观的明星交易到底荒诞在哪里？
虚假的情感安慰，贬值的明星符号在粉丝为偶像付出的种种消费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符号消费和情感消费。前者是把明星简化为代表某种文化的象征性符号，被寄予某些价值投射或理想追求，粉丝交换的是明星的符号意义；后者则是粉丝把明星当作感情宣泄的出口，粉丝花钱得到的是明星所提供的情感慰藉。以前看着赵忠祥节目长大的那一代人花钱去和偶像合影，性质其实类似于现在的年轻人去买了签售会的门票上去看爱豆，老年追星，也能理解。
但在和粉丝合影的过程中，赵忠祥并没有展示出明星对粉丝应有的情感回应，只是急于拍照完事儿，并且口吐脏话、“厉声呵道”：“保持距离！”以及断然拒绝粉丝多说几句话的请求。这些行为无疑与电视中那个温文尔雅的主持人形象大相径庭，并伤害了前来买字的粉丝的情感，这场交易也因此降格为仅仅对符号的消费——仅仅是将剥除了个人魅力的明星符号和自己强扭在一起。最终，人们发现自己买来的不过是虚假的安慰。 由于明星合影、定制祝福视频不同于正规的广告代言，其传播范围被规范在有限的传播圈内，如公司内部、个人社交媒体账号上，所以不会起到大范围的产品广告的效果，而更像是一场小范围的个人宣传。当人们把它晒在社交网络上，似乎是在向亲朋好友、老板员工们昭示：“我”和赵忠祥有交情。哪怕赵忠祥对“我”一无所知，当他带上标志性的笑容，站在“我”旁边合影，或在镜头面前为“我”念出定制祝福语的时候，“我”就通过攀附一个知名符号来获得了价值。在照片和视频的印证下，这一切俨然就是事实，而媒介无疑成为了这场华丽想象的缔造者。过去，电视造星封神，明星在屏幕那面，画着精致的妆容，念着写好的脚本，完美得遥不可及，大众媒体有意或无意地加深了普通人和明星之间的区隔。1999年央视春节联欢晚会赵本山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中宋丹丹的一句台词：“我十分想见赵忠祥”便反映了传统媒体时代人们对明星难以企及的想象。
就在20年后，互联网打破了六度分割规律，让一个人到达另一个人的距离大大缩短。明星产业更是赤裸裸地向我们揭示：4000块就可以和赵忠祥合影。于是新媒体和商业的搭配一下子捅破了过去那层朦胧的窗户纸，完成了从“制造神话”到“走下神坛”的跨越。冲着“情”去的粉丝最终免不了收割一波失望；而冲着“名”去的那拨人，通过消费明星的符号价值，“获得自我实现和社会尊重的借代性满足”。用钱来交换名，这几乎是最简单快捷的方式，缺点就是费钱。只是，当用金钱买来的尊重建立在虚假的表象，而非实力和信任的基础上，其崩塌也会像它得来时那样轻易。
下沉的明星生意，待规范的产业乱象有需求的地方就有市场，不管是出于仰慕、情感寄托，还是猎奇，受众愿意花钱，广告商愿意出钱，明星也愿意挣钱，大家你情我愿，于是就孵化了出了专营明星生意的产业链。上世纪八十年代，明星为捞外快而私自外出演出被称作“走穴”，包括为三四线城市楼盘开业剪彩、出席婚庆喜宴、以及在乡镇舞台献唱等等，由于这些不是明星的本职工作，而且场所和排面往往比较“low”，和明星自身的品牌形象形成落差，明星“走穴”就逐渐被污名化。
张卫健出席某楼盘售卖活动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明星挣钱的方式向线上转移，明星都甚至不用“走”了，因此节省了行动成本，效率更高，方式更加多元，还进一步打开了市场。但由于这些活动往往不符合明星的品牌形象和品牌定位，还是会受到网友毫不留情的嘲讽。 如备受网友诟病的港台明星代言传奇类网游——成龙代言的《一刀传世》；还有古天乐和张家辉代言的《贪玩蓝月》，这些游戏内容劣质，画质堪忧、音响效果惊人，尤其是那句魔性的广告语——“大家好，我是渣渣辉……系兄弟就来啃我……”在网上形成病毒式传播，无疑形成对明星艺人的大规模调侃。
贪玩蓝月广告
但说到底，对于这些辣眼睛的广告，网友只是戏谑港星的普通话水平，感慨昔日大牌“沦落”到给三四线网游代言的落差，只要广告本身有正规合同、划定责任范围，明星借用自身的影响力为产品背书本身无可厚非。
但录制祝福视频和广告代言不同，明星不用为产品质量担责，这样就成功规避了产品质量问题给明星带来的困扰，因此进一步拉低了明星定价和用户门槛。于是，有许多被遗忘的艺人们重返市场，大部分通过中间人交涉；也有平台把明星们放在一起，明码标价，如雪村、蒋大为、董浩的“身价”从几千到几万不等，但明星的价格并不由市场决定，而是由艺人和平台来敲定。
有人眼红，觉得赵忠祥人到老年，3分钟轻轻松松挣走4000块，似乎太轻易。但知著君认为，只要是是正规合法的商业行为，他人挣钱的多寡由不得我们来操心，其对私人财产的支配我们也无权干涉。商业社会，规范一门生意的底层逻辑应该是法律和市场规则。不过，从层层转手的中间商和参差不齐的要价来看，目前这个明星产业还有不够透明之处。过去，按照央视的规则，在职主持人参加社会活动需要事先申报给电视台，得到批准后，出场费不是直接给主持人，而是由活动方拨给央视，然后以奖金的形式再发给主持人。地方电视台主持人受到的限制相对较少，如果不是电视台指派，出场费由主持人所有，自行交税。
2005年各大主持人的出场费离开了央视的规则约束，赵忠祥愿意放下身段“出山”卖字，这种挣钱的自由固然值得尊重，但其规范性和透明性也值得打出问号：是合法经营吗？谁来交税？多少中间商赚差价？如何保证送祝福的视频不被企业滥用？在赵忠祥们给出一个漂亮答案之前，这些愿打愿挨的明星生意恐怕还有待进一步规范。
矛盾的多重社会角色——明星？艺术家？商品？虽然也理解人们有追星的自由，也尊重过气明星也有挣钱养家的权利，但许多人看到赵忠祥的新闻的时候，总觉得有些不太舒服，这种别扭感大概来自于赵忠祥身上多重社会身份的割裂。舆论爆发之后，赵忠祥先是出来表态：“我写字又没招惹谁，何况还有人要呢。”字里行间并没有提挣钱的事，而是把自己摆在了一个艺术家的角色上，声称会继续写下去。之后又声明：收钱合影是污蔑，还是暗示自己是卖字挣钱。
赵忠祥发声
然而，如果仔细思考一下这两个问题，或许就能发现赵忠祥的逻辑缺口：争相合照的粉丝们花4000块钱购买的到底是福字本身，还是旁边的“赵忠祥”所具有的符号价值？当粉丝希望他为母亲多说几句，他怼回去的那句话——“几句话可以，这要钱的，不是白说的，这是我们的职业。”这里的“职业”又是指的什么？赵忠祥不会不知道，当他自我标榜为书法艺术家的时候，粉丝们还是把他当作原来《动物世界》的央视主持人，而明码标价的售卖行为又让他俨然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这样的矛盾冲突不仅在于对赵忠祥身上的社会角色认知的差异，更重要的是我们对其角色的期待与其现实表现的错位。实际上，社会已经暗中给所有人都标好了“价码”，在享受一定权利的同时，我们身上的社会角色也背负着相应的价值期待，毕竟“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对于明星，我们期待用作品说话，树立正面榜样，传递正确的价值观。正因为如此，即使古天乐拍了《贪玩蓝月》的广告，人们对他却黑不起来——毕竟他一直在拼命拍戏，盖了100多所学校。对于文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文人的想象通常是清贫的（“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清高的（“不为五斗米折腰”）、超然的（“举世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在西方世界，卡夫卡创作的“饥饿的艺术家”也代表了人们对于对抗物欲的、超脱于世俗的艺术家的想象。至于商人，靠自己的正当劳动获取回报是其本职，但《论语》中流传的“富而好礼”的表达则暗含了人们对富人修养的要求，否则，劫富济贫的桥段在小说中可是屡见不见。带着这样的期待来看赵忠祥，作为主持人，他早已退出央视和各种舞台，不再生产作品，对粉丝缺乏情感回应，也没有去培养新人；作为艺术家，他的字本身却不是人们追逐的焦点，有求必应的逐利行为也表现得不像艺术家那样“爱惜羽毛”；而录制祝福视频、与粉丝合照即可收入不菲的产业链条虽是你情我愿，却因为不顾形象一心赚钱，也让人诟病“吃相难看”。
一个人的各种社会角色是相互依存相互影响的，尽管赵忠祥没有继续以央视主持人的身份自居，而是以艺术家的身份自我标榜，但实际还在消费自己旧有的名气挣快钱，对于明星的身份只有消耗而没有“充值”，恐怕只会让作为明星的符号价值和作为艺术家的清名双双打上折扣，最终做实了他的商人身份。不管赵忠祥愿意承认哪个角色，这样一番揭露和炒作对他作为过气明星的身份无疑是一次提醒，对艺术家的名声也是一种消耗，而对急于赚钱的商人形象则是一场不太友好的宣传。合法地靠名气挣钱并无争议，只是在一个面子社会，赵忠祥的行为显得不够体面。商家卖什么，我们无从干涉，但作为买家，我们至少可以理性看待，我们花的钱到底值不值。THE END
参考资料：[1]金元浦.消费欲望与消费符号[J].中国审计,2003(14):59-60+1.[2]张细珍. 中国当代小说中的艺术家形象研究（1978-2012）[D].首都师范大学,2013.图片来源于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