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读中国史》作者张宏杰。他不纠结历史事件的细枝末节，而是总结中国5000年历史的宏观规律，并试图解释规律后的原因。

1、秦汉与罗马存在神奇联系
秦国和罗马都是处于文明圈边缘的国家，借着青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过渡的契机，进行体制改革，发展生产，粮食增加，人口增长，为统一创造条件。
秦国用500年的时间（公元前750年，秦在周平王迁都中勤王而被封地，成为正式邦国，公元前221年一统天下），从一个小邦国发展到吞并六国统一天下的帝国。罗国用了700年的时间（公元前753年罗马城奠基，到公元前27年奥古斯都称帝），从一个城邦发展成横跨欧亚非的帝国。
秦汉存在共计441年（秦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天下，到东汉于公元220年灭亡），西罗马存在503年（罗马奥古斯都于公元前27年称帝，到西罗马于公元476年灭亡）。
汉朝与罗马帝国的疆土都是500万平方公里左右。西汉与罗马都酷爱黄金，都拥有273吨左右黄金。
2、秦汉与罗马被欧亚大草原连接，都在欧亚大草原的游牧民族入侵下分裂
汉武帝把匈奴帝国达成南北两半后，南匈奴留在汉帝国北方，而北匈奴西迁。西迁北匈奴大部分留在中亚，少部分继续到欧洲。
中亚北匈奴有一支，在公元455年，侵入印度北部的笈多王朝，笈多王朝灭亡。中亚的另一支北匈奴在公元484年，又入侵波斯帝国。
西迁欧洲的北匈奴撵着西哥特人于公元378年进入罗马帝国，杀死罗马皇帝。公元476年，西罗马灭亡，东罗马继续存在。
公元304年，南匈奴在西晋的混乱羸弱状态下，趁机南下，导致五胡乱华，之后中国被分成南北两半。
之所以公元3-6世纪，欧亚大陆几乎所有帝国都遭受游牧民族入侵，原因是：
（1）游牧民族第二次技术进步，学会马上作战，战斗力大大提升。
公元前1700至公元前1500年，游牧民族发明了马拉战车。公元前1000年左右，游牧民族学会马上作战。这两次技术进步，都使得游牧民族战斗力大大加强，分别掀起了两次游牧民族对世界的大入侵。
（2）世界上各大文明进入停滞和腐败期。
3、五胡乱华后，中国再次统一，而罗马就此打散，欧洲再未统一。原因就是罗马体制不如中华帝国体制坚固，秦汉高度划一，而罗马从未形成中国意义的统一。
（1）秦汉帝国是其开国君主打下来的，是一家一姓的帝国，贵族被打散，民众原子化，政府汲取能力大大提升；而罗马皇帝是选举出来的，皇权是元老院授予的，而不是某个家族的（罗马帝国后期也越来越专政，老皇帝传给儿子，但仍需元老院授权）。
（2）秦汉帝国是郡县制，中央对地方严格管理。罗马帝国主要是地方自治，中央主要是协调。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行郡县制，但是，当时的诸侯贵族、文人学者、普通百姓都在封建制的惯性下，对郡县制不认可。霸王项羽入主咸阳主持诸侯分封，郡县在秦末倒退为封建制。汉高祖刘邦则采取郡县+封建杂糅的妥协方式，经过吕后、文帝、景帝（景帝靠靠自己的弟弟梁王一起剿灭了吴王刘濞的叛乱，趁机打击了各路参加叛乱的王的势力）、直到汉武帝的推恩令，诸侯王的势力才被逐渐消灭，确立彻底的郡县制。
秦始皇为了彰显郡县制的好处，修建包括长城在内的全国大工程，打击匈奴，越人等，但却使得百姓不堪重负，以至于反秦。汉高祖刘邦、文帝、景帝，汉武帝在位但奶奶窦太后在世时期，都采取黄老道学，与民休息，百姓才逐渐体会到郡县制的好处。
（3）秦汉帝国思想和文化高度统一（秦焚书坑儒，汉独尊儒术，全国有统一法律，书同文（法令得以在六国执行，必须统一的书面文字），车同轨）。而罗马帝国没有统一意识形态（东边是希腊文化，用希腊文、西边是罗马文化，用拉丁文，各行省拥有自己的法律）。
秦始皇实行郡县制的最大问题，就是各方面人员在思想上都不认可。秦始皇通过设立“博士”笼络文人学者，让他们对正常提意见，也没有让文人们改变心意，反而在秦始皇泰山封禅时，消极怠工，不仅不出力，还在秦始皇下山遇雨狼狈不堪时无情嘲笑。后来，又触及秦始皇底线，建议恢复封建制，秦始皇心力交瘁，失去耐心，焚书坑儒，落下千古骂名。直到汉武帝通过兴办教育来推行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灌输“君权神授”思想，文人学者以及社会才逐渐统一思想。
（4）秦汉实行民族融合，少数民族不断被汉化（譬如：五胡乱华的结果是融入中华文化）。而罗马重视血缘区别，罗马以征服者姿态对待行省居民，各民族很少混血融合。
（5）中国文字是表意文字，比较稳定，容易固化，各地即便口音不同，写出来却容易互相看得懂。罗马是表音文字，极不稳定，总在变化，容易形成地区差异。
（6）中国两条大河，在东边的冲击平原连接在一起，人口相对集中。欧洲内部河流众多，把欧洲分割成许多地理单元，人口分散在各个区域，从地理上没有内聚力。
4、“黑暗中世纪”是今天西方制度的形成期
西罗马灭亡后，城市被付之一炬，欧洲沦为农村。但是，正如中国反复被农民起义和游牧民族打烂后重建一样，欧洲却是在中世纪为重建现代化城市扫清了障碍。
（1）中世纪，奴隶制被打烂，人口有限+庄园经济促进以科技支撑的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为商业和文艺复兴奠定了基础。
罗马实行奴隶制，奴隶制下奴隶数量多，价格低，奴隶主没有必要费心研究科技以节省劳动力。但中世纪，奴隶制随罗马帝国崩溃而崩溃，欧洲陷入封建割据，商品不流通，庄园主需要亲自决策和组织生产，以达到本庄园经济自给自足。另外，中世纪人口有限。因此，庄园主和农奴都有热情提升技术，改善生产。重犁、水车、风车等都是中世纪发明或者推广使用的。
中国在北宋时期，生活水平打到顶峰，领先欧洲。但是西方在中世纪晚期，经济迅速上升，到了公元1300年，也就是元代建立不久，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已经落后于意大利地区。公元1400年，也就是明代建立不久，英国超越中国。公元1750年，也就是康乾盛世的顶峰，中国已经整体落后于欧洲（人口增长比经济总量增长快，人均GDP以每年-3.4%的速度下降，人力成本低，没有技术革新动力，形成恶性循环）。
（2）中世纪后期，庄园经济发展，推动贸易发展，形成新型的以自治为特点的城镇。
庄园经济发展，推动贸易发展，而贸易发展催生城镇再次形成。城里的商人有钱没权力，而庄园里的贵族缺钱有特权，于是，商人用钱买贵族的特权。譬如，商人用钱买建立议会的权力，城市的主人由公爵贵族变成市镇议会，自治城市兴起。在议会决议下，城市可以立法、组织军队、发行货币、决定税收。
（3）自治城镇是培育资本主义的容器
自治城市的核心特点是：居民是自由人，居民是平等的。当然，城市也有武装斗争打败封建主，从而获得自治的。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才能萌芽和发展出资本主义。
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基本都是经济原因自发形成的，是“无规划城市”，中国古代的所有城市却都是政治性的，是“规划城市”，作为首都、省级、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出现。
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精神是“自由”，而中国古代城市精神是“控制”。宋代以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目的是对城市居民进行严格的束缚，便于管理。直到宋代，才出现大规模“破墙开店”的情况，城市商业发展。但是之后的朝代也常会出现整治“开墙打洞”的情况，里坊制到清末才算彻底废除。
（4）中国在帝国时代发展不出资本主义
中世纪，欧洲一直没有建立起大一统的郡县制度，以及庞大的官僚体系，各地实际上只能选择自治，只不过农村是封建主自治，而城市选择了另一种自治方式。因此，欧洲历史上不存在对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压。
但是，中国过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制度、对产权保护的不力、过高的交易成本（如赋税太高，官僚体系通过腐败汲取过甚等）、法治的不完善，都是资本主义的严重障碍。
中国商人被歧视，私有财产不受保护。
中国是权力至上，而非金钱至上。中国重农抑商（实际上，欧洲之外商人基本都没有机会上升到权威的地位），商人被歧视，其私有产权不受保护，皇帝可以迁徙富豪以控制地方势力，商人不得不放弃原来的土地和财产；皇室采购强买强卖，沾商人便宜；一遇财政困难，国家公开掠夺商人财产；国家政策环境和法律环境极不稳定。因此，在古代中国，如果想经商致富，就必须与权力结合起来，寻找权力的保护，官商勾结。
官营工商业的传统挤压民营经济发展空间。
周代开始，中国就有官营工商业。民营经济的迅速成长，却令政府非常紧张，因为，政府担心商人会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独霸一方，挑战官府权威，架空王权。
自西汉以来，中国经济一直沿着一个封闭的圈子遵循：新王朝建立，减轻税负，放松管制，商品经济获得一定恢复和发展，出现繁荣。然后，朝廷害怕，往往强制推行官营工商业制度，“重本抑末”，工商业发展受到打击，财政也陷入困难，只好加重对农民的聚敛，于是农民起义，推翻王朝，从头再来。
（5）自治城市助推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出现。
欧洲在中世纪实行分封制（中国在西周就实行分封制，比欧洲早大约1000年）。因此在中世纪，民众只知有领主，不知有国家，没有对国家产生归属感，没有所谓的“民族情感”之类的特殊情感。国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只有边陲而无边界。
中世纪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出现，国王们可以通过抵押担保，向财力雄厚的自治城市中的商人借钱买武器，打服手底下的贵族 ，从而加强自己的权力了。随着战争的胜利，国王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最终变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元首（秦国也是军事征服，但是军事征服的资金来源于制度创新，发展经济，增加人口，而不是国王向商人借）。
（6）在欧洲，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出现，才使欧洲国家能集全国之力做大事，比如资助海外冒险事业，支持海外扩张。而海外扩张触发有限责任公司的发明。
西班牙是第一个海上帝国，不过，他们到了海外，只是靠强迫硬抢当地财富。而西班牙统一之后不久，就取消了境内众多城市的自治权，并镇压了自治城市的联合起义，建立起了牢固的专制统治。
荷兰和英国分别建立了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用商业的力量而不是军事的力量来征服世界。两个东印度公司把自治城市从陆上扩展到了海上。他们向议会或者国王购买某一领域的自由经营权（类似于自治城市向贵族购买某一自治权）；他们从国王和议会那里购买特许权，允许他们组建军队、占有土地、铸造货币、拥有法庭（类似于自治城市购买特许权，自己立法，组织军队，发行货币，决定如何收税）。
起初，英国和荷兰的东印度公司的融资方式是借贷，但是英国大，融资多，激发荷兰发明有限责任公司，通过发行股票进行融资，融资规模大大超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荷兰发明有限责任公司，因为荷兰是当时欧洲自治城市最发达的国家，已经孕育出高度的契约精神和法治精神，也早已习惯于把城市管理权利委托给一小群人集中管理。
不过，英国很快学会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做法，英国东印度公司也是一个移动的海上城邦：它们的“公民”是每一个购买股票的本国公民，它们的统治区域就是被赋予特许经营权的地区，它们获准与其他国家订立正式条约，并对该地实行殖民与统治。东印度公司而非英帝国军队向英国政府奉献了一个庞大的印度殖民帝国。
同样的有限责任公司，荷兰竞争不过英国，主要是因为荷兰小（到1700年，荷兰的人口才是英国的1/3，领土面积只有英国的1/6），还因为荷兰太专注于商业，不愿意费心费力管理国家，因而没有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和常备军，无法更有效地保护自己的海外利益。而英国拥有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和一个统一的议会，通过这个议会，国家能够获得有效的税收，从而保持国家强大的武力。
（7）英国把东印度公司的有限责任公司管理机制搬到国家管理上，
大英帝国成了一个公司。议会是董事会，国王也有这个公司的所有权，但并不拥有经营权，不干涉公司的日常事务。首相是公司的总经理，内阁大臣如同职业经理人，经营这个国家（中国是国家所有权和经营权捆绑在一起，都归皇帝）。英国能实现这种君主立宪制度，是因为英国是孤悬海外的岛国，海洋是天然防御，战乱要远远少于欧洲大陆诸国。既然很少有外敌入侵的压力，英国人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花巨资养活一支庞大的常备军，所以君主只是贵族第一人，力量较弱（越是外敌环伺、战争频繁的国家，越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王权）。
英国这种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国家治理架构，催生出保护私有产权的法律，而私有产权得到有力的保护，使得英国的商人们更愿意投资工业，英国人把海外殖民利润主要投入国内的制造业中。海外来的金钱大大促进了英国对工业尤其是蒸汽机和纺织技术方面的投资，形成工业革命的资本基础（西班牙用枪炮抢来的钱都用来奢侈消费了，没有投资本国工业）。
另外，英国人口少，劳动力贵，有冲动发展科技，提升人均生产效率（不像中国康乾盛世，人力成本低，堆人比技术革新更有成本优势，所以没有通过技术提升人均生产率的冲动）。
还有，英国的煤炭资源为英国工业化打好能源基础（荷兰太小，没有足够煤炭资源为工业化制造提供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