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古时期乐浪郡形象的变迁
王安泰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开大学韩国研究中心）
内容提要：乐浪郡原为汉武帝于朝鲜半岛北部所设四郡之一，其后乐浪郡成为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郡，加上汉人以郡代称东南西北四面边界，乐浪郡遂成为汉代极东之郡的代表。自曹魏以公孙渊为乐浪公，乐浪郡兼具地方行政单位（乐浪太守）与封国（乐浪王或乐浪公）的两种形象，并且作为各政权名义上统有汉晋东界的象征。无论是试图恢复西晋天下的东晋朝廷、希望拉拢高句丽对抗北方的南朝、以平州为根基的诸燕、沿用北燕行政单位的北魏等，都致力设置与乐浪有关的官爵。直至北齐省并乐浪郡，隋唐又将乐浪公授予新罗王，乐浪郡并未转化为唐代州县，仅存汉晋疆域东界的意象。
关键词：乐浪郡  魏晋南北朝  天下秩序  册封体系
前言
乐浪郡是汉武帝平定卫氏朝鲜后，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置的四郡之一。直至西晋时期，乐浪郡都是帝国东北方的重要据点，也是中原与海东诸国交流的重要中继点。公元313年，原居辽东半岛以北的高句丽攻占乐浪郡，并于414年将首都迁至平壤，朝鲜半岛情势剧变，高句丽与新兴的百济、新罗并立，被称作朝鲜半岛的前三国时期。
以此一历史发展为背景，学界对于古代乐浪郡的研究，主要分有几个方向：一是以西晋以前的乐浪郡为中心，探讨乐浪郡的地理位置，并分析乐浪郡作为三韩、倭国与汉晋朝廷往来时的中继点等等。[1]二是着重于313年以后的乐浪郡，多数研究以高句丽的统治为核心，探索高句丽如何强化对乐浪郡的支配，乐浪郡的汉人集团与高句丽集团的关系，以及当时乐浪郡与周边政权的关系等。[2]另有学者关心东晋十六国以来所设置的侨置乐浪郡与乐浪太守，从乐浪郡流徙至中原的遗民，以及在北朝占有一席之地的乐浪王氏，或是汇整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乐浪郡演变的状况。[3]大体而言，乐浪郡的相关研究甚伙，看似已无再深入研究的余地。
然而与玄菟、带方等郡相比，东晋至隋唐时期的乐浪郡始终作为官爵称号存在，此现象之成因、相关制度是否别有用意，历来讨论较少。尽管这类官爵仅有名号而无实质意义，[4]但乐浪长期作为地方行政单位名号，在虚名之外可能还存在其他意义。进一步而言，过往学界对高句丽统领乐浪郡后局势的分析，多集中于乐浪郡与高句丽、侨置乐浪郡与中国的关系。那么东晋南北朝究竟如何看待乐浪郡，实体与侨置乐浪郡之间是否又有何关连性，这些问题仍有待厘清。
高句丽以异民族之姿入主乐浪郡，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并非特例。当时遍布华北的五胡诸政权，同样是以非汉族群的身分成为各地的统治者，这些胡人政权统治的州郡，并未被东晋排除于天下秩序之外。因此若将视角置于乐浪郡，考虑东晋南朝与十六国北朝如何将“乐浪”纳入地方行政体系，将有助认识各政权对于乐浪郡的态度，并呈现各政权建构当代天下秩序的具体作为，与彼此间的差异。
此外，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亚国际秩序，是运用将军号、都督诸军事等官职建构而成。[5]不仅是东晋南北朝政权将官爵授予周边诸国，周边诸国有时亦会主动要求相应官职。以高句丽而言，公元355年前燕册命高句丽王官爵，其目的是为了强化前燕与高句丽的支配关系，因此是由前燕提出册命要求；而东晋于413年授予高句丽王官爵，则可能是高句丽王向东晋朝廷请求的结果。[6]其余如东晋南北朝册命百济、倭等国时，亦见有受封者主动索求称号的情形。[7]乐浪郡在东晋南北朝的册封体系是否存有特殊性，相当值得关注。
本文以官爵制度为中心，首先探讨汉晋时期对于乐浪郡的认识，考察西晋以前乐浪郡的特殊性，以及乐浪郡形象转化的过程。其次分析立国于江南的东晋南朝政权，如何建立与乐浪的连结，以及十六国北朝如何藉由册封与侨郡方式宣示领有乐浪，至北齐隋唐又发生何种改变，并重新思索中国中古时期如何理解与看待乐浪郡。
一、“国之东界”形象的塑造
 汉武帝于元封三年（108B.C.E.）派兵平定卫氏朝鲜，设立乐浪、玄菟、真番、临屯四郡，正式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以皇帝为核心的郡县体制。其后真番、临屯二郡陆续废省，玄菟郡数次迁移治所，至东汉以后，乐浪郡成为辽东半岛以东最大之郡，且负责与海东诸国的接洽往来。[8]而汉武帝以后至西晋时期，中原政权如何看待国土东界的乐浪郡，值得再作探讨，以下从几个方向观察乐浪郡的形象变化。
汉代中期以前史料尚未以郡县为疆界区别标准，叙述疆域东界时，多是以概略的地理名称作为标示：
（2）（琅邪刻石）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10]
（3）（秦朝）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嚮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11]
上述三例中，传述大禹治水事迹的《禹贡》，以及秦始皇所立的《琅邪刻石》，皆以海为东界、流沙为西界，仅简略说明四界范围。史料（1）《史记》司马迁对秦疆域的描绘，东界为海与朝鲜，西界是临洮、羌中，南界与北界也使用更明确的标示点，东界除了保留海的说法，又新增朝鲜。可见生于西汉中期的司马迁，已试图用更为详细的方式叙述古代疆域边界。
汉武帝平朝鲜，设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郡，《后汉书》对四郡的省并经过有扼要概述：
（4）元朔元年，濊君南闾等畔右渠，率二十八万口诣辽东内属，武帝以其地为苍海郡，数年乃罢。至元封三年，灭朝鲜，分置乐浪、临屯、玄菟、真番四部。至昭帝始元五年，罢临屯、真番，以并乐浪、玄菟。玄菟复徙居句骊。自单单大领已东，沃沮、濊貊悉属乐浪。后以境土广远，复分领东七县，置乐浪东部都尉。[12]
昭帝时省并临屯郡与真番郡，并迁移玄菟郡的治所（即所谓第二玄菟郡），乐浪郡遂成为汉朝廷最东的大郡，统领周边的异民族。自西汉后期开始，玄菟郡逐渐西移，东汉时期的乐浪郡主统与三韩、倭等国的使者往返，完全成为汉朝与东方诸国往来的中继点，[13]乐浪郡作为汉朝东方门户的轮廓，遂日渐清晰。
另一方面，随着州郡制度的定型，汉代人也开始以更确切的郡名作为边陲疆界的标示：
（5）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比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14]
（6）（祭）肜之威声，畅于北方，西自武威，东尽玄菟及乐浪，胡夷皆来内附，野无风尘。乃悉罢缘边屯兵。[15]
（7）其后京师贵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楩柟；边远下土，亦竞相仿效。......东至乐浪，西至敦煌，万里之中，相竞用之。此之费功伤农，可为痛心！[16]
史料（5）是汉元帝时贾捐之对于局势的探讨，当时玄菟郡方才西移，因而贾捐之仍以乐浪与玄菟并举。史料（6）则是对东汉前期祭肜声威的描述，祭肜长期担任辽东太守，因此将位于辽东郡以东的玄菟、乐浪二郡一并纳入。而史料（7）《潜夫论》更明确以乐浪、敦煌为东汉的东、西两界，描述当时流行厚葬的影响范围。由此看来，乐浪郡不仅在地理上成为汉代极东之郡，也成为汉代以后人们所认知的汉代东界。[17]
除了政治地理空间以外，就文化地理而言，汉代与乐浪郡的关联也日趋紧密。西汉末年扬雄所编的《方言》，是扬雄“采集先代绝言、异国殊语”，并访问上计孝廉与内郡卫卒各地词语整理而成。《方言》将汉代疆域分作数大方言区，其分类以先秦的大地理区为画分，而非以州郡名为单位。因此以乐浪郡为主的朝鲜半岛北部，遂被划归为朝鲜、洌水的区域，不称乐浪郡。相较之下，河西四郡与岭南等地的新设郡却未被收入《方言》，可知扬雄特意将朝鲜半岛北部纳入汉代的文化地理区。
到了东汉，随着郡县制度的进一步深化，关于乐浪郡物产及方言的记录日渐增加。例如《说文》有11条的解释与乐浪郡有所联系，其中7条是鱼的产地，3条是关于地名的说明，另外1条则与丝织品有关。除乐浪外，《说文》另有4条提及朝鲜，其描述方式与乐浪截然不同，而与《方言》相近。[18]详细内容请参见表1“《说文》乐浪、朝鲜相关词条表”。

（注：本表使用《说文》版本为（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
不仅《说文》记述乐浪所出物产，日后许多史书与文学作品，也经常引用乐浪郡出土的物产。例如《三国志》描述濊人时云“乐浪檀弓出其地”，除了标示檀弓出于濊人之手，也将檀弓作为乐浪郡的贡物。[19]三国时期吴国陆玑对鹭的解释是“鹭，水鸟也，......齐鲁谓之舂锄，辽东乐浪吴杨谓之白鹭”，提及辽东乐浪与扬州、吴郡都将鹭称作白鹭。[20]夏侯开国《吴郡赋》云“名练夺乎乐浪，英葛光乎三辅”，亦提及乐浪生产高质量的布料。[21]凡此种种，都可看出乐浪的物产、语言、习俗，已为汉晋时人熟知。
综上所述，可知乐浪郡在建立之初，只是汉武帝于朝鲜半岛北部所立四郡之一，在历经数次整并后，乐浪郡成为汉代的极东之郡。随着郡县制的稳定化，汉代人开始使用「东至乐浪」标志疆土东界，乐浪所产或上贡的物品，也为时人所认识。从“东至海”到“东至乐浪”，不仅反映了汉代政治与地理方面的变化，也是乐浪郡与汉代政治体系日益紧密的具体表现。
二、魏晋南朝时期乐浪郡名官爵的变化
自黄巾事件后，东汉的政治体系渐趋瓦解，天下局势由群雄割据转为三国鼎立，魏蜀吴三国皆自称正统，并与周边势力缔结关系。其中具有代表性之例，就是魏吴二国各自派遣使者册命公孙渊官爵一事。
自公孙度于东汉末年统治辽东，至公孙渊已经历三代。孙权称帝后，为拉拢公孙渊，遂于公元232年遣使册命公孙渊为大将军、幽青二州牧、辽东太守（如故）、燕王；公孙渊随即向曹魏请降，魏明帝乃于隔年册命公孙渊为大司马、乐浪公，辽东太守如故。[22]孙权为了拉拢公孙渊，不惜打破汉代以来异姓不王的原则，[23]给予公孙渊燕王的爵位，又赐予茅土、九锡等重礼，足见孙权对公孙渊的重视。[24]而孙权所授予的燕王称号，显然是期勉公孙渊能够统领汉代的幽州乃至青州，成为曹魏的北方威胁。[25]相较之下，曹魏授予公孙渊的乐浪公爵，尽管仍超越一般大臣可获得的列侯爵位，但并未逾越异姓不王规范，也非唯一特例（如汉献帝及其后裔亦为山阳公）。因而魏明帝给予公孙渊乐浪公爵，已是曹魏所能授予异姓大臣的极限。
值得注意的是，公孙渊的本籍与根据地皆位于辽东，其所获命亦为辽东太守，按理曹魏可迳授公孙渊辽东公爵。然而曹魏最后选择授予公孙渊乐浪公，其理由除了正式承认公孙渊对乐浪郡的支配权之余，[26]也不希望将辽东郡的行政权与名义上的诸侯地位一并授予公孙渊。不仅如此，此次册命也是中国古代第一次将乐浪郡作为封国授予大臣。自此以后，乐浪郡(以及曹魏新设的带方郡)成为魏晋南北朝常态授予的封国。乐浪郡被纳入封国体系内，看似普通，实则隐含将乐浪郡归类为“诸侯”可达之处，诸侯与天子有君臣之义，代替天子管理封国，因而乐浪郡就被纳入中国的“封建”体系。[27]
曹魏派兵平定公孙渊后，依循公孙渊所置，以辽东、乐浪、带方、玄菟等郡新成立平州，位于平州的乐浪郡，再次成为曹魏与西晋的极东之郡。[28]西晋末年爆发永嘉之乱，华北再度陷入大乱，定都于建康的东晋朝廷以继承西晋正统为念，并且要配合众人恢复中原的期待。东晋因此设置侨州郡县，安置南渡的士族与人民，藉此宣示仍统有这些地区。[29]另一方面，东晋也藉由授予留在华北诸势力官爵，来缔结君臣关系，其中最重要的两股势力就是前燕慕容氏与前凉张氏。
西晋常设平州后，乐浪郡就成为平州的固定属郡；对东晋来说，获得东晋所授平州刺史的身分，就拥有对乐浪郡的统辖权。东晋并未侨置平州，也没有为平州移民设置侨郡县，理由除了由辽东半岛南渡的人口甚少以外，[30]也是因东晋将平州的统辖权交付给慕容氏所致。东晋建立之初，即任命慕容廆为监平州诸军事、平州刺史（320），隔年又晋升慕容廆为都督幽州东夷诸军事、平州牧、辽东公，等同将平州所有的军政大权都交由慕容廆。自东晋初年授予慕容廆平州刺史始，直至慕容儁称帝为止，慕容氏三代一直是东晋朝廷治下的平州管理者，东晋朝廷与平州乃至乐浪郡之间，仍有名义上的统属关系。东晋时期以恢复中原为目的，其最终目标是恢复西晋所设置的所有州郡。对东晋君臣来说，从平州到凉州都是应该要恢复的区域，乐浪郡自然也包含在其中。因此东晋前期藉由授予慕容廆平州刺史的官职，确认自身对平州的统辖地位，同样道理亦可用于前凉张氏的凉州刺史。既然东晋长期任命平州在地势力为平州的军政长官，如果再于江东侨置平州，不仅叠床架屋，也变相否定或削弱原平州刺史与都督平州诸军事的正当性。
当慕容儁于公元354年称帝后，东晋失去了与名义上统辖平州的管道，即便如此，直至公元370年前燕灭亡为止，东晋并未另授予他人平州刺史或乐浪太守等官职。除了史料阙漏的可能性外，也不排除是东晋朝廷依然以慕容氏为东晋藩臣，即使双方已无册封关系，东晋仍期待慕容儁（与其子慕容暐）有朝一日“重新”接受东晋官职，因而搁置平州刺史与相关官职。
前燕于公元370年为前秦所灭，东晋朝廷随即于公元372年授予百济王余句为镇东将军、领乐浪太守。[31]此一安排是东晋需在前燕灭亡后寻求新的平州与属郡代理者，因而以百济王余句为乐浪太守。当时的乐浪郡仍为高句丽所控制，非百济所能治理，无论东晋是否有意拉拢百济，都代表东晋将乐浪郡的统治权交给百济王余句，亦即以百济代替原来前燕的部分职责。尽管此次册命宣示意义大于实质意义，仍可看出东晋试图维系与乐浪郡的联系。
东晋在公元372年册命百济王为乐浪太守后，至413年以高句丽王为乐浪公的40余年间，不再见到东晋朝廷授予任何平州或乐浪有关的官职，其理由或许在于，384年慕容垂趁淝水战后建立后燕，东晋仍希望以慕容氏为统领平州的代理者。这个期望随着后燕的灭亡再度消失，东晋必须再次寻求新的链接，遂将目标转至高句丽。
至东晋末年，随着北魏兴起，东晋朝廷开始与高句丽、柔然、吐谷浑等北魏周边势力建立密切关系，试图建立对北魏的包围网，[32]高句丽也希望能与东晋缔结良好关系。[33]因此在公元413年，东晋朝廷初次以高句丽王高琏为乐浪郡公，乐浪郡公遂成为东晋南朝册命高句丽王的主要爵位。[34]东晋南朝选择以乐浪郡为高句丽王的封国，一方面是因应高句丽统治乐浪郡的现实，并延续前燕先例，以高句丽王为东晋统治乐浪郡的代理者（诸侯）；另一方面，东晋南朝也是着眼于乐浪郡具有汉晋东界的形象，刻意以乐浪作为自身与区域链接的标示。即使东晋南朝不再任命平州刺史，仍得与朝鲜半岛北部（汉晋时期国之东界）建立名义上的统属关系。[35]
三、十六国北朝时期乐浪郡官爵的沿革
永嘉之乱后，十六国与北朝致力建构政权的正统性，[36]除了使用社稷、宗庙等礼仪建筑，亦多侨置州郡，并将封国安置于疆域之外，以宣示为天下的领有者。[37]学界探讨十六国北朝与乐浪郡的关系，多以前燕开始设置的侨乐浪郡为重点，又由于前燕、后燕、北燕乃至北魏的乐浪郡都是侨置，与汉晋时期的乐浪郡除了名称并无重叠之处。即便如此，十六国北朝多与统治乐浪郡的高句丽相邻，双方地缘位置紧密，透过十六国北朝的官爵安排能否看出与乐浪关系的蛛丝马迹，将是下述讨论的重心。
东晋初年慕容廆获得东晋朝廷册命的辽东公、平州刺史等官爵，慕容廆就成为东晋在平州地区的代理者。辽东公是对应慕容廆所统辖的区域，而平州刺史则是东晋将平州的统辖权委交慕容廆的象征。慕容廆在受命为平州刺史后，名义上有统治平州诸郡的权力，除了自身统领的（州治）辽东郡与昌黎郡外，又接纳辽东以东的流民，侨置乐浪、带方等郡。[38]尽管乐浪与带方郡实际为高句丽所控制，慕容廆仍需于其辖境内设置乐浪、带方等侨郡，象征自己统有完整的平州，其意义与东晋侨置华北州郡的道理相近。
不过慕容廆与其僚佐并未因此而满足，在辽东局势稳定后，慕容廆遂遣部属向东晋朝廷请求燕王的爵位，理由是如果慕容廆没有如同燕王般的地位，则不足以镇摄统领周边的华夷：
方今诏命隔绝，王路崄远，贡使往来，动弥年载。今燕之旧壤，北周沙漠，东尽乐浪，西暨代山，南极冀方，而悉为虏庭，非复国家之域。将佐等以为宜远遵周室，近准汉初，进封廆为燕王，行大将军事，上以总统诸部，下以割损贼境。使冀州之人望风向化，廆得祗承诏命，率合诸国，奉辞夷逆，以成桓文之功，苟利社稷，专之可也。[39]
在此一奏表中，慕容廆及其僚佐将乐浪郡纳入“燕之旧壤”，范围大抵等同于汉武帝以降幽州（魏晋析为幽平二州）的区域，如此大范围的燕国，并非西汉后期以来仅存一两郡的燕国，必然是战国或西汉前期之燕国。然而乐浪郡是汉武帝平朝鲜后新设之郡，慕容廆君臣所描绘的燕国版图，显然是将汉武帝以后所置幽州的统辖区域，比附为汉初以前燕国的地理范围，其目的无疑是希望慕容廆能成为乐浪至代郡的统治者。从另一角度观之，慕容廆君臣以乐浪郡为“燕之旧壤”，也呼应前文所述乐浪郡为国之东界的形象。
慕容儁平定后赵，遂自立为帝，并大封宗室为王。其中慕容度获封乐浪王，慕容温获封带方王，[40]显见慕容儁在最初册封宗室时，就已经将乐浪与带方视作自身统治可及的范围，并且派遣诸侯统领。[41]不久前燕与高句丽发生冲突，高句丽王高钊遣使请和，慕容儁遂以高钊为乐浪公。高钊为乐浪公，符合高句丽领有乐浪郡的实情，一如过往东晋朝廷以慕容廆为辽东公之例。既然高钊成为前燕的乐浪公，与慕容儁建立君臣关系，高句丽所统领的乐浪郡，自然就成为前燕治下。无论乐浪公虚封与否，关键在于慕容儁与高钊由此產生“天子—诸侯”的关系，[42]亦即前燕明确将乐浪郡纳入自身的天下秩序。后燕、北燕时期继承前燕以乐浪郡为封国的政策，后燕以慕容温、慕容惠为乐浪王，北燕时期亦有乐浪公主，[43]凸显诸燕天下秩序具有连贯性。[44]而平州与侨乐浪郡并未随前燕灭亡而消失，不仅平州延续建置，[45]侨乐浪郡也一直存在于十六国的地方行政体系。[46]
北魏平定北燕后，依然延续北燕体制，设立了乐浪等侨郡，但并未立即以乐浪设置封国。此外，北魏在公元435年册命高句丽王高琏为辽东郡公，之后也没有将高句丽王徙封为乐浪郡公的打算。此前的前燕、东晋与同時期的刘宋皆以高句丽王为乐浪公，北魏显然未循前例。实际上，北魏授予外藩爵位，多刻意与东晋南朝的封国名称错开。例如刘宋先后以吐谷浑氏为陇西王、河南王，北魏以之为西平王；刘宋以仇池杨氏为武都王，北魏则封之为南秦王等，可知北魏有意回避南朝所授的相同爵号。[47]因此，鉴于东晋与刘宋皆以高句丽王为乐浪公，北魏为求不授予同一爵称，遂改以高句丽王为辽东公。
尽管北魏未以高句丽王为乐浪公，但北魏朝廷实未扬弃以乐浪为封国的作法。公元461年，北魏文成帝册命其弟拓跋万寿为乐浪王，[48]其后至北魏灭亡，除了短时间的断绝，拓跋万寿及其子孙长期担任乐浪王爵。在此之前，文成帝已册命乳母常太后的族属为辽西公（常英）、带方公（常喜）、朝鲜侯（常泰）、辽东公（王睹）等爵位，[49]皆是辽西郡以东的封国。其中常太后的妹夫王睹，于兴安二年（453）担任平州刺史、辽东公，常太后云「本州、郡公，亦足报耳」，[50]代表王睹为平州人，极可能属乐浪王氏后裔。而北魏文成帝之妻冯氏，其母亦为乐浪王氏，因此文成帝以拓跋万寿为乐浪王，或许有血缘与地缘的因素。[51]
带方、辽东等郡与乐浪同样都属平州（辽西属营州），然而北魏文成帝并未将乐浪郡作为常英等人的封国，而是授予宗室拓跋万寿作为王爵。相较于带方、辽东等郡，乐浪郡更具有汉晋极东之郡的印象，因此北魏以宗室为乐浪王，显然是将乐浪的地位立于辽东、带方之上，因而以宗室王爵统领，更能加深北魏统有乐浪郡的印象。
北齐建国后，为与新罗建立更密切的往来，于河清四年（565）封新罗王金真兴为乐浪郡公。[52]然而北齐为了解决当时地方行政的紊乱，于天保七年（556）即已大规模省并州郡，侨乐浪郡亦于此时被并入昌黎郡。[53]尽管北齐并非刻意针对乐浪等郡行事，仍弱化北齐与乐浪的连结，前燕以来的侨乐浪郡遂正式消亡，仅保留以乐浪为封国的天子诸侯关系。[54]
自北齐以新罗王为乐浪郡公，其后直至唐代，乐浪一直作为新罗王的专属封国。[55]自唐朝与新罗结束册封关系，直到清代为止的一千余年，除了明初濮英死后获赠乐浪郡公，[56]乐浪郡不再为中国王朝封爵称号，仅存有乐浪郡为汉代东界的印象。因此乐浪郡自隋唐地方行政体系中消失，并非隋文帝废郡存州后直接造成的影响，而是十六国时期以来逐步转化的结果。
四、小结
汉武帝于朝鲜半岛北部设置四郡，乐浪郡仅为其一，并不具备特殊性与代表性。然而随着西汉行政建置的调整，乐浪郡成为朝鲜半岛的主要行政单位，也是汉代的极东之郡。汉人又以郡为国土四界的代称，乐浪郡为汉代极东之郡的印象深植人心，其风土物产也为人所注意。尽管如此，乐浪郡作为偏远边郡，尚未成为汉代王侯的封国。三国时期，魏吴二国皆试图拢络辽东的公孙渊，为此魏明帝特别授予公孙渊乐浪公的爵位，这是中国古代首次以乐浪作为诸侯封国，乐浪因此具有郡与封国的两种形象。
永嘉乱后，东晋以恢复大晋天下为念，乐浪郡也是尚待光复的地区。东晋未直接任命乐浪太守，而是以慕容氏为平州刺史，作为统治乐浪等郡的代理者。其后东晋南朝为了对抗北魏，与高句丽等国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并授予高句丽王以乐浪公的爵位，承认高句丽统领乐浪、以高句丽王为协助东晋统治乐浪的诸侯。鉴于乐浪为汉晋极东之郡的特殊地位，以乐浪为高句丽王封国，便能塑造东晋南朝辖有汉晋东界的形象。尽管东晋南朝未设置侨乐浪郡，多数时间仍保有名义上对乐浪郡的统治权力。
而以辽东为据点的慕容氏，因以平州刺史起家，不仅常置侨乐浪郡，在慕容儁称帝后又以乐浪为封国，前燕至北燕皆然。北魏平北燕后，沿用侨乐浪郡的设置，并以乐浪为宗室王爵，高句丽王为辽东郡公。十六国北魏时期乐浪侨郡与封国并存的二重体制，至北齐出现转变，北齐省并州郡之际，将乐浪郡整入他郡，又以新罗王为乐浪郡公，乐浪转变为外藩封地，仅剩下诸侯的虚名，与皇帝之间的关系更加疏离。因此当唐代与新罗结束册封关系，乐浪郡没有随着中国行政区划的变化而与时俱进，仅存汉朝极东之郡的形象，成为历史名词。
因此，乐浪郡从汉武帝朝鲜四郡之一转为该地大郡，又塑造出国之东界的形象，使得乐浪郡具有高度象征意义，自然也被纳入东晋南北朝的天下秩序。各王朝纷纷保留（侨）平州、（侨）乐浪郡或乐浪王公爵号，以确保自身（名义上）能够统领汉晋故地。但是中原政权几经兴革，平州刺史与乐浪太守等官相继撤废，只有徒具虚名的乐浪王公爵，乐浪郡最终消逝于地表，成为人们遥想汉晋当年的一则历史记忆。
[1]相关研究略参池内宏：《乐浪郡考》，收入池内宏：《满鲜史研究（上世第一册）》，东京：吉川弘文馆1951年版，第19-61页。李丙焘：《乐浪郡考》，收入李丙焘：《韩国古代史研究——古代史上の诸问题》，东京：学生社1980年版，第128-149页。权五重：《乐浪郡研究——中国???事例的检讨》，首尔：一潮阁1992年版。李健才：《关于汉代辽东、乐浪两郡地理位置问题的探讨》，收入李健才：《东北亚史地论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04-331页。李成珪：《??????????》，收入李成珪等编著：《??????》，首尔：东北亚历史财团2006年版，第17-128页。徐德源：《汉乐浪郡属县今地考定质疑》，收入徐德源：《求实集》，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9-44页。甘怀真：《东北亚古代的移民与王权发展——以乐浪郡成立为中心》，载《成大历史学报》第36期，2009年，第77-99页。孙慰祖：《汉乐浪郡官印封泥的分期及相关问题》，载《上海博物馆集刊》第11期，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8 年版，第168—189页。关于1990年代出土乐浪郡简牍的介绍与分析，参尹龙九著，桥本繁译：《平壤出土〈乐浪郡初元四年县别戸口簿〉研究》，载《中国出土资料研究》第13 号，2009 年，第205—236页 。杨振红、尹在硕：《韩半岛出土简牍与韩国庆州、扶余木简释文补正》，载《简帛研究2007》，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 年版，第277—299页。郑威：《汉帝国空间边缘的伸缩——以乐浪郡的变迁为例》，载《社会科学》2016年第11期，第134-146页。考古整理可见王培新：《乐浪文化——以墓葬为中心的考古学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
[2]三上次男：《乐浪郡社会の支配構造》，载《朝鲜学报》第30期，1964年，第11-61页。窪添庆文：《乐浪郡と带方郡の推移》，收入《东アジア世界における日本古代史讲座（第三卷）》，东京：学生社1981年版，第21-55页。神崎胜：《辽东、玄菟、乐浪、带方诸郡の解体》，载《古代文化》第47卷第3期，1995年，第11-19页。田中俊明：《高句丽の平壤迁都》，载《朝鲜学报》第190期，2004年，第21-60页。赵俊杰、王新英：《4世纪西北朝鲜地区主要民族集团的动向与势力格局》，载《边疆考古研究》第10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77-294页。
[3]西本昌弘：《乐浪、带方二郡の兴亡と汉人遗民の行方》，载《古代文化》第41卷第10期，1989年，第14-27页。罗新：《十六国北朝时期的乐浪王氏》，收入北京大学韩国学研究所编：《韩国学论文集（第六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9页。园田俊介：《北魏时代の乐浪郡と乐浪王氏》，载《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硏究》第31期，2007年，第1-32页。赵红梅：《乐浪郡太守考》，载《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第51-55、58页。全面性的整理论述可见苗威：《乐浪研究》，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第9-31页。
[4]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00-101页。胡阿祥：《魏晋南北朝之遥领与虚封述论》，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第47-53页。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4-83页。
[5]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东亚的政治局势与国际秩序，可略参西嶋定生：《东アジア世界と册封体制——六—八世纪の东アジア》，收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版，第415-468页。高明士：《天下秩序原理的探讨》，收入高明士：《东亚古代的政治与教育》，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1-16页。甘怀真：《所谓“东亚世界”的再省思：以政治关系为中心》，收入甘怀真：《皇权、礼仪与经典诠释——中国古代政治史研究》，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版，第507-531页。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4页。
[6]谷川道雄：《东アジア世界形成期の史的构造——册封体制を中心として》，收入唐代史研究会编：《隋唐帝国と东アジア》，东京：汲古书院1979年版，第87-111页。堀敏一：《中国と古代东アジア世界——中华的世界と诸民族》，东京：岩波书店1993年版，第153-155页。三崎良章：《北魏の对外政策と高句丽》，载《朝鲜学报》第102期，1982年，第111-168页。
[7]坂元义种：《中国史书における百济王关系记事の检讨》，收入坂元义种：《百济史の研究》，东京：塙书房1978年版，第121-231页。坂元义种：《倭の五王——その遣使と授爵をめぐって》，收入坂元义种：《古代东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鲜》，东京：吉川弘文馆1978年版，第340-384页。
[8]相关沿革可见周振鹤：《西汉政区地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7-209页。苗威：《乐浪研究》，第141-171页。
[9]《尚书》卷三《夏书·禹贡》，收入中华书局编辑部编：《汉魏古注十三经》，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18页。
[10]《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315页。
[11]《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第308页。
[12]《后汉书》卷八五《东夷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817页。
[13]甘怀真：《东北亚古代的移民与王权发展——以乐浪郡成立为中心》，第77-99页。
[14]《汉书》卷六四下《贾捐之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832页。
[15]《后汉书》卷二十《祭遵传》，第745页。
[16]（汉）王符撰，（清）汪继培笺，彭铎校正：《潜夫论笺校正》卷三《浮侈》，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4页。
[17]如《通典》云汉代疆域“东乐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门郡”，唐人顾况甚至将此形象扩及至周代，云“在周之兴，西至流沙，东至乐浪”，将乐浪纳入周代的疆域中，皆可见乐浪为汉代东界的形象，已深植于后人心中。（唐）杜佑撰，王文锦等点校：《通典》卷一七一《州郡一·序目上》，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4457页。（宋）李昉等编：《文苑英华》卷四一《高祖受命造唐赋并序》，北京：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184页。
[18]关于《说文》纪录的方言问题，参江敏华：《<说文>、<释名>中所反映的汉代方言现象》，载《台大中文学报》第16期，2002年，第105-142页。
[19]《三国志》卷三十《魏书·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9页。
[20]（唐）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九二《鸟部下·白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606页。
[21]（宋）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八二〇《布帛部七·布》引夏侯开国《吴郡赋》，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651页。
[22]《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第1137页；卷三《魏书·明帝纪》，第101页。
[23]自两汉至南北朝，除了少数例外（如北魏、北齐等），多数王朝皆以异姓不王为封爵的原则。参杨光辉：《汉唐封爵制度》，北京：学苑出版社2002年版，第115-124页。
[24]西嶋定生：《亲魏倭王册封に至る东アジアの情势——公孙氏政权の兴亡を中心として》，收入西嶋定生：《中国古代国家と东アジア世界》，第472-475页。
[25]孙权以公孙渊为幽州、青州牧，又以幽青二州十七郡册命公孙渊为燕王，都显示孙权希望依赖公孙渊控制幽青二州，也是吴蜀交分天下后，孙权对自己所领半分天下的“实质”支配。《三国志》卷四七《吴书·孙权传》裴注引《江表传》，第1138页。吴蜀交分天下的分析见王安泰：《“恢复”与“继承”——孙吴的天命正统与天下秩序》，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期，第1-7页。
[26]参大庭脩：《古代中世における日中关系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96年版，第49-50页。
[27]关于曹魏时期的封国安排，参王安泰：《开建五等——西晋五等爵制成立的历史考察》，台北：花木兰出版社2009年版，第54-63页。
[28]曹魏平公孙渊后，分辽东、昌黎、玄菟、带方、乐浪五郡为平州，后一度还为幽州。至西晋咸宁二年（276），再次将昌黎、辽东、玄菟、带方、乐浪等五个郡国置为平州。亦即平州至西晋方成为常设之郡。严格来说，曹魏时期自乐浪郡析出的带方郡，亦为魏晋时期极东之郡。然而带方郡成立时间较短，且地位与重要性不如乐浪郡，因此本文仍统称乐浪郡为汉晋极东之郡。《晋书》卷十四《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426-427页。
[29]关于东晋南朝时期侨郡的分析，参胡阿祥：《六朝疆域与政区研究（增订本）》，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321页。胡阿祥、孔祥军、徐成：《中国行政区划通史（三国两晋南朝卷）》，第83-153页。
[30]谭其骧：《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收入谭其骧：《长水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9-223页。
[31]坂元义种认为，东晋咸安二年对百济册命的记载，虽未提及“百济王”，但东晋南朝史料在记载对倭、宕昌等国的册命时，也经常省略其王号，因此东晋还是存在授与余句百济王的可能性。参坂元义种：《中国史书における百济王关系记事の检讨》，收入坂元义种：《百济史の研究》，第124-129页。
[32]鬼头清明将南朝与北朝周边政权的联合，称作“封锁连环”的同盟。卢泰敦认为，北魏统一华北后，刘宋希望连结北魏周边国家，共筑对北魏的环状包围圈。而高句丽也由于北魏的压力，而选择与南朝建立朝贡册封关系。参鬼头清明：《推古朝をめぐる国际的环境》，收入鬼头清明：《日本古代国家の形成と东アジア》，东京：校倉書房1976年版，第61-72页。卢泰敦著，张成哲译：《高句丽史研究》，台北：台湾学生书局2007年版，第210-225页。
[33]韩昇：《东亚世界形成史论》，第94-97页。
[34]关于东晋南朝历次册封高句丽王的整理，参坂元义种：《五世纪の日本と朝鲜——中国南朝の冊封と关连して》，收入坂元义种：《古代东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鲜》，第261-300页。魏存成：《中原、南方政权对高句丽的管辖册封及高句丽改称高丽时间考》，收入魏存成：《高句丽渤海考古论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74-82页。
[35]公元495年百济王牟大给南齐明帝的上表中，亦包含乐浪太守的官名。但此乐浪太守非南齐朝廷所任命，而是百济王牟大所假授的官衔。目前仅知南齐正式授予百济王僚佐将军号，至于南齐是否承认牟大所授乐浪、城阳、朝鲜等太守的职称，尚无法确认。《南齐书》卷三九《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12页。
[36]谷川道雄：《五胡十六国、北周的天王称号》，收入谷川道雄著，李济沧译：《隋唐帝国形成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239-253页。川本芳昭：《五胡十六国、北朝時代における“正统”王朝について》，收入川本芳昭：《魏晉南北朝時代の民族問題》，东京：汲古書院1998年版，第66-102页。罗新：《十六国北朝的五德历运问题》，载《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3期，第47-56页。
[37]相关研究略参王安泰：《汉、赵の封国と天下秩序について》，载《中央大学アジア史研究》第38号，2014年，第31-74页。王安泰：《皇帝的天下与单于的天下──十六国时期天下体系的构筑》，收入童岭主编，《皇帝·单于·士人──中古中国与周边世界》，上海：中西书局2014年版，第78-94页。
[38]（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收入《二十五史补编》，上海：开明书店1936年版，第4120页。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202-203页。
[39]《晋书》卷一百八《慕容廆载记》，第2810-2811页。
[40]《资治通鉴》卷九九《晋纪二十一·穆帝永和十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3140页。
[41]参王安泰：《十六国时期诸燕的天下秩序——以封国分布为中心》，宣读于明治大学文学部主办，“第3届‘中国中世（中古）社会诸形态’国际大学院生若手研究者学术交流论坛”（2014.2.28-3.1，日本明治大学）。
[42]学者认为，前燕册命高钊的两种爵号，乐浪郡公是表明高句丽仍在中国王朝的体制之下，高句丽王则是不受中原礼法约束的蛮夷王号。而前燕授予高钊郡公之号，显示前燕以中原正统自居。参张学锋：《四至五世纪东亚世界的形成与东晋南朝——以中国史料为中心》，收入张学锋：《汉唐考古与历史研究》，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87-404页。
[43]《资治通鉴》卷一百五《晋纪二十七·孝武帝太元九年》，第3327页；卷一百九《晋纪三十一·安帝隆安元年》，第3445页。《晋书》卷一二五《冯跋载记》，第3130页。
[44]后燕另册命高句丽王高安为辽东带方二国王、平州牧，显然是刻意略过乐浪郡，而以辽东、带方二郡为高句丽王封国，其理由应是为了避免与后燕宗室的高句丽王重叠。《梁书》卷五四《东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803页。
[45]前秦灭前燕后，分幽州设立平州，后燕、北燕亦置平州，显示十六国对平州的设置是一脉相承。（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第4145、4191、4199页。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245、293-294、327-328页。
[46]前秦灭前燕后，似仍保留侨乐浪郡；后燕慕容熙时有乐浪太守游鱓，北魏攻打北燕之际，“（冯）文通营丘、辽东、成周、乐浪、带方、玄菟六郡皆降”，亦代表北燕仍有侨乐浪郡，并为北魏所继承。（清）洪亮吉：《十六国疆域志》，第4145页。《魏书》卷五五《游明根传》，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327页；卷九七《海夷冯跋传》，第2303页。
[47]北魏在授予外藩爵位时，多刻意与东晋南朝的封国名称错开。例如刘宋先后以吐谷浑氏为陇西王、河南王，北魏以之为西平王；刘宋以仇池杨氏为武都王，北魏则封之为南秦王，皆可见北魏有意回避与南朝授予同样爵称。南北朝授予周邊勢力爵位的整理，見坂元义种：《五世纪の日本と朝鲜の国际的环境——中国南朝と河南王、河西王、宕昌王、武都王》，收入坂元义种：《古代东アジアの日本と朝鲜》，第226-260页。王安泰：《再造封建——魏晋南北朝的爵制与政治秩序》，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3年版，第263-296页。
[48]《魏书》卷五《高宗纪》，第143页。
[49]《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第1963页。
[50]《魏书》卷八三上《外戚传上》，第1964页。
[51]另卢道裕娶北魏献文帝之女乐浪长公主，亦是北魏以乐浪郡作为封邑（汤沐邑）的佐证。《魏书》卷四七《卢玄传》，第1159页。
[52]《北齐书》卷七《武成帝纪》，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94页。另一方面，北齐后主于天统三年（567）以高仁约为乐浪王，但《校勘记》认为此处疑是乐平王高约、字仁邕，见《北齐书》卷八《后主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100、118页。
[53]参施和金：《北齐地理志》卷一《河北地区（上）》，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第133-134页。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1037页。
[54]北周沿用北齐建置，仅设置侨昌黎郡，属南营州。隋开皇三年废省侨昌黎郡，侨乐浪郡所依附的对象也一并消失。参王仲荦：《北周地理志》卷十《河北下》，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02页。牟发松、毋有江、魏俊杰：《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十六国北朝卷）》，第967-968页。施和金：《中国行政区划通史（隋代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374页。
[55]参金子修一：《中国皇帝と周边诸国の秩序》，收入金子修一：《隋唐の国际秩序と东アジア》，东京：名著刊行会2001年版，第53-61页。韩国磐：《南北朝隋唐与百济新罗的往来》，载《历史硏究》2017年第2期，第21-42页。
[56]《明史》卷一三三《濮英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3894页。
 
【原文发表于《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第90-9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