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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聚能环(FoEEE)第132篇推文
供稿:王畅、郭越;编辑:宋志永
图片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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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信息
陈诗一, 陈登科.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纳入能源要素的新视角.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4), 67-83.
http://sscp.cssn.cn/zgshkx/zgshkx201704/201705/t20170504_3508397.html
编者按
本期推文为复旦大学陈诗一教授和陈登科博士合作在《中国社会科学》2017年第4期上发表的一篇论文。该文入选了上海市社联2017年度推介论文,并获得了第十八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资源配置效率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近年来中国经济迈入“新常态”阶段,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该文将能源要素纳入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分析框架,考察了中国资源配置效率与扭曲程度的动态演化情况,在研究视角、分析方法和数据指标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创新性,是一篇同时具有明显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佳作。1
研究背景
生产资源如何在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进行有效配置,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乃至造成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差异性增长的关键因素。近年来中国经济已迈入“新常态”阶段,在经济增速下降的同时,还面临着产能过剩、产业结构转型乏力等重大经济问题。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强调,要加大结构性改革力度,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扩大有效供给,提高供给结构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此背景下,该文指出为确保中国经济改革的有效性,以下三个基本问题需要予以探究和解答:第一,中国经济增长进程中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演化特征及地区差异如何;第二,地区间及部门间的资源扭曲对经济总体扭曲的贡献度如何;第三,不同投入要素的扭曲分别在多大程度上降低了中国的整体资源配置效率。特别地,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对上述问题是否存在显著影响。
与已有文献相比,该文具有如下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基于中国能源投入需求持续增长的事实(如图1和图2所示),将能源要素引入分析框架;第二,将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样本尽可能拓展至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的时点,即样本区间为1998年至2013年,并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特别是当前的“新常态”下,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动态演化特征进行了系统考察;第三,在理论研究中采用了更为契合现实的生产函数规模报酬递减的假定。
图1 中美能源消费总量(左)图2 主要生产投入要素变化趋势(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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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思路
(1)将能源这一重要生产投入要素引入要素市场资源扭曲的理论模型,从而测度各地区和全国的实际全要素生产率和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将资源扭曲程度定义为潜在全要素生产率和实际全要素生产率之比(取对数)。为进一步考察总体资源扭曲的影响因素,该文基于“反事实”框架对总体资源扭曲进行了分解。该分析框架背后的逻辑是,消除某一扭曲所增加的那部分全要素生产率,即为该扭曲所导致的效率损失。进而,作者推导出地区间、部门间扭曲及各类市场扭曲分别导致的效率损失。(2)构建契合模型特征的数据指标。该文基于1998-2013年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库与价格指数、能源消耗等相关变量的匹配数据,构建了随地区(省、直辖市、自治区)—部门(高、低能耗部门)—时间(1998-2013年)变化的三维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指标。(3)基于以上研究思路及数据样本,该文考察了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与资源配置扭曲的动态演化特征,从地区、部门、要素投入、产品市场的角度识别了资源配置扭曲的影响因素,并通过改变生产函数中相关参数的取值,以及将产出变量由工业总产值替换为工业增加值等方法进行了稳健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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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结论
虽然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但资源配置效率相对较低,这集中体现在1998?2013年资源配置扭曲导致中国全要素生产率平均下降了42.7%。纳入能源要素的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并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得到显著改善。具体而言,几乎与21世纪初中国出现的重工业膨胀同步,资源配置扭曲程度从2003年开始持续走高,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更将资源配置扭曲推至最高点,2009年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达到近48%,且危机冲击期间的资源配置扭曲程度比其他时期平均高出12%。虽然整体而言,中国资源配置扭曲并未随时间推移实现显著改观,但可喜的是,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经济结构的调整,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资源配置扭曲开始出现较为明显的改善(如图3所示)。
图3 中国资源配置效率动态演化图
进一步的资源配置扭曲分解结果显示,地区间与部门间扭曲对总体资源配置扭曲的贡献率大体相当,分别为51.6%与48.4%;资本、劳动、能源扭曲对总体资源配置扭曲的贡献率平均分别为43.8%、21.2%与36.1%,产品市场扭曲的贡献则不显著。从变化趋势来看,资本与劳动扭曲的贡献率呈下降趋势,产品市场扭曲的贡献率相对较为平稳,然而能源扭曲的贡献率却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且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逐步超过资本成为中国资源配置扭曲的首要贡献者(如图4所示)。
图4 资本、劳动、能源以及产品扭曲对总扭曲的贡献4
简要评论
小编认为,该文有以下几点可能的贡献:第一,理论创新。能源要素是经济部门的重要生产要素之一,该文的理论模型纳入了以往其他文献较为忽视的能源变量,并突破了既有研究资源配置效率的文献中关于生产函数规模报酬不变的限定。第二,数据创新。以往关于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研究大多从微观企业的层面展开,但由于2008?2013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微观企业代码数据缺失,既有文献通常选取1998?2007年的研究样本。该文则基于城市的邮政编码,对微观企业的数据进行了加总,解决企业代码数据缺失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该文将其与城市层面的能源消费数据进行了匹配,构建了“地区—部门—时间”三维投入产出面板数据指标,并将研究区间拓展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的6年,使金融危机冲击之后乃至“新常态”阶段的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考察得以实现。第三,该文的结论具有很强的实践指导价值。该文研究发现,能源扭曲是中国资源配置扭曲的重要驱动因素,并且从时间趋势上来看,其相对贡献率还在持续提高。这表明能源要素对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并未得到充分的发挥,在中国资源环境约束趋紧的背景下,提升能源要素的配置效率,既有助于缓解能源供需矛盾,也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