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与商榷：中国电影学派的界定、主体建构与发展策略
文/饶曙光 李道新 李一鸣 万传法
如何界定中国电影学派
饶曙光（以下简称饶）：随着中国电影实践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文化自信”的提出，中国电影学派概念的 界定问题又一次凸显出来。今天我们提早做一些探讨，哪怕是不成熟的探讨，对于推动中国电影的健康发展，也有 不可或缺的理论意义和价值。
究竟是叫“流派”还是“学派”？在我看来，可能 “学派”更偏重于理论层面，“流派”则跟创作实践、产业实践有更多的关系。我个人觉得这些都无关紧要，我们首先是研究问题，而不是讨论概念。我们讨论的目的，还是应该通过对理论的思考和研究，对问题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其意义和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个人坚定地认为，这个话题、这个话语是成立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坚持按照这个学术方向去拓展、深入、阐释，以此推动中国电影的可持续发展。包括中国从大国走向强国，也都需要这样一个理论话语的建构。
李道新：在电影领域，“学派”和“流派”之间还是有区别的。在我看来，“学派”应该甚至更应是一种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在特定时空中得以传承的结果，所以需要在历史脉络中予以理论的和学术史层面的梳理和阐发。当然，中国电影学派也可指向更加全面和系统的电影领域，从中国电影作为一种具有民族文化气质和普遍化的特殊性的各个环节予以把握，亦即从技术、艺术到美学、精神，从中国电影的生产到消费等各个方面予以整合，还应面对当下状况及未来愿景。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中国电影学派，应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来说，只要是中国人或相关学者针对中国电影所生发的一切活动或全部知识，都可归结为中国电影学派中值得整理、分析和传承的部分；但我跟饶老师比较接近，更加倾向于狭义的理解。我认为中国电影学派首先是一个知识体系，这个知识体系更多倾向于对已有的有关中国电影的各个层面的知识信息，进行具有学术史意义的归纳和总结。这就要相信，确实存在着类似于中国电影学派的一种整一的、系统的知识结构，然后回到这个知识结构的原初形态，并以此为出发点，对有史以来中国电影的相关知识进行整理、归纳与整合、阐释。目前看来，这也是中国电影及其学术研究必须面对的新状况。
在这一过程中，通过对学术主体性的确认，对中国电影的文化内涵和价值观念进行更加深入广泛的讨论和阐发。这样，不仅可以在知识体系和价值观念的层面审视自我，而且可以在世界电影和国族电影的框架中定位自身。
饶：我们既要有站在“巨人肩膀上”的理念，同时也要有新的思考，把历史的发展当成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贡献我们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完成我们所处时代的“过程”。
李一鸣：其实，就像刚才两位老师所说，今天，在很大意义上我们讨论中国电影学派这个概念和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其背后是一种时代的诉求。
我从两个方面来表达一下自己的看法。第一，我们说“中国电影学派”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一种电影文化和艺术的共同体，其实也是一种文化符号。换句话说，就是刚才道新老师所说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我们说存在不存在一个“中国电影学派”，我觉得从广义上首先是存在的，所有的有关中国电影的创作、理论以及相关表述，已经构成了一个中国电影文化和艺术的共同体，尽管它的话语体系中有很多来自西方电影和文化的观念和概念，但也一直包含着中国自己的美学和艺术观念。更重要的是，它们并没有脱离中国电影的实践，其所建构的依然是中国电影的文化和艺术的共同体，因而它依然是“中国电影学派的”。即便受世界电影和话语的强烈影响，已经有一百余年历史的中国电影依然是“中国电影学派”的。
第二是狭义的电影学派，它一定存在着一种中国电影的民族个性，这种个性，过去我们叫民族性，现在我们去推演它，在理论上表述它，建立关于它的话语，它就成为了一个学派。
我们考察一下世界电影史上对于流派、学派等电影文化或艺术共同体的表达，大概有三类命名方式。一种是“运动”，即各种电影运动，它的核心，我觉得在于“动”，就是革命和变革，推动了世界电影的发展。第二 种实际上就是“流派”，它们可能并没有形成世界性的影响和推动电影的革命，但它们成为某个时代一种电影观念和艺术理想的映射，并成为世界电影范围内的一个派别。最后，是一般来说被大家习惯称为“学派”的电影流派。其中运动和流派是特定历史和电影文化语境中形成的电影潮流或电影运动，而“学派”则是一种相对稳定的艺术和文化的共同体，因而它可大可小，既可以用来指小的电影艺术派别，也可以用来概括一个更大的电影文化和艺术的共同体，尽管它内部还可能包含着各种小的流派和复杂的历史运行轨迹和方向。因而，“学派”这一概念的学术意义即在于它有自己的内核，有自己共同的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应时代的需求，它就可以变成对整个民族电影的一种概括。我非常同意不用特别纠结于这个概念，其实我们更应该注意的是这个概念背后所表述的时代诉求和大的命题。
万传法（以下简称万）：我觉得如果要把“中国电影学派”这个概念解释得更加清楚的话，还是应该从质疑这个概念入手。因为在中国电影学界或创作界，有很大一部分人不认同“中国电影学派”，觉得“中国电影学派” 是中国电影界一厢情愿的提法或说法。从创作上来看，我们中国电影虽有自己的特色，但是很难与其他国家的电影相对比。中国电影有时候其实是断裂的，或者是发生漂移的，甚至是不连贯的，或者说中国电影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弱化的、弱特色的东西，它的标志性并不突出。所以，这是招致中国电影学界，或说是创作界一部分人反对的一个主要原因。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谈“学派”或者“流派”，从理论上、学术上来进行梳理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成套的体系或者对于中国电影某个特定时期的学术分析和 学术的建构。我们中国的电影界、学术界在这方面也是一个弱化的存在，就是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核心哲学体系、思想体系和美学体系。
罗艺军老师曾总结中国电影理论的三大特色：一是中国传统学术思想重传承而弱于创新，中国传统思维模式重实践理性而短于抽象的逻辑思辨，中国电影理论往往与艺术实践保持紧密联系，但缺少标新立异、气势恢宏的体系性理论建构；二是中国文化传统重形而上之“道”，轻行而下之“器”以及与“器”相联系的技艺，导致中国电影理论很长时期内侧重于电影社会功能探讨，而疏于对电影本体的深入研究；三是20世纪的中国社会从始至终均处于剧烈震荡之中，主要环绕着政治轴心旋转。这三个方面，既是中国电影理论的特点，但也恰恰暴露了中国电影的短板以及它的创新性、本体性、艺术性的疲弱，这直接导致了中国电影理论体系的难以生成及历史性匮乏。
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说，中国电影一百多年来的发展，不仅产生了大量的电影作品，而且也确实有自己独特的地方。从哲学到美学到整个创作中，挖掘出一系列的属于我们自己本民族的创作特色、理论特色，从而对它进行学术的理解和建构。这样的话，我们对“中国电影学派”的认知和理解，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层面。不过，不管是广义的还是狭义的，我认为，我们首先还是要回到它的原初，寻找它的原形，从历史的角度，对它进行一种“发生学”的深入思考和挖掘。也就是史学的维度。
对中国电影学派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李道新：在建构中国电影学派，以及呼唤新主体的过程中，所要面对的一些缺失，以及需要提请注意的部分，就是有关亚洲电影的讨论。中国电影的亚洲视野，或亚洲电影的中国论述，对中国电影都是非常重要的命题。由于各种原因，在中国电影的发展历程中，我们对亚洲的历史文化和理论资源，往往采取的是一种漠然甚至无视的姿态。这种缺失，并不一定是有意为之，可能是一种无意识。但就是这种无意识，导致我们对电影本身以及对中国电影自身的理解，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偏颇或偏激。
本土是复杂的，中国电影也是复杂的，中国电影研究的丰富性、复杂性甚至矛盾性，需要新的理论和方法去阐释。如何在整合本土研究、亚洲论述和全球理论的基础之上，将中国电影的特殊性上升为一种普遍性，或者将其普遍性上升为一种特殊性。这也是中国电影学派要做的事情。
饶：是的，本土如果强调得太过分，就像台湾强调“在地性”一样，那么它的生存空间以及它的创造性则是 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不能画地为牢。我们需要重新绘制世界电影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要寻找中国电影更大的生存空间。刚才道新老师也说到，我们要更加注重研究亚洲电影，因为这也是我们战略性的空间，如果不去提早布局的话，我们在西方、在美国和在欧洲的市场，再用力也很难有所突破。关于中国电影的国际传播，我们其实有很多的误区和盲区。
这次关于“一带一路”主题，我主编了一个蓝皮书， 把沿线国家梳理了一遍，发现中国电影其实有很大的发展机会、发展空间。这是我们中国电影的战略性空间，一定不能失去。我们可以真正建立一种更加平等、包容， 以及更加富有建设性的东西方文化的对话空间和机制。“一带一路”其实对我们，对中国电影，都是一个战略性的机会，我们可以进一步改变世界电影的地理版图和文化版图，建设一个更加新型的世界电影的新秩序。因此，我们对亚洲电影的研究，真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除了策略上我们要把这些国家电影产业的发展格局、电影政策和电影受众的特点进行研究外，我们还需要从战略层面来构建。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本土的层面上，不断推进中国电影学派的建设，同时我们也要进一步提升中国电影学派更大的国际化的生存空间，建立一个更良性的对话机制，最终形成更加和谐的人类文明关系。
李一鸣：刚才说的人类文明共同体，其实就是国际级的对话、国际级的话语。这也是中国“共同”“和平”的一种人文理念与西方“侵略”“强者生存”的文化体系的区别。所以刚才我说三种电影的形态，其实是指电影文化背后的发生性和起源性。就是中国电影应该寻找自己的主体性。首先就是开放的，它不是封闭起来的。
首先要读懂这些体系，读懂以后才能和它对话，如果我们都看不懂，而且拒绝对话，是不会有什么体系的。其次就是道新老师说的，我们要站在一种对话的角度，而 不再是学习崇拜，不再是仔细地研究西方体系的大框架和小细节后，仅仅对中国电影进行阐释。因为我们已经有过一个这样的过程了，现在我们要有中国自己的话语，包括中国文化对天、地、人的理解、对世界的理解，以及对中国人最核心的“和”的概念的理解，这都是与西方“强与弱”的概念所不同的。所以中国电影的自主性也一定是把我们自身文化、世界先进文化也包含进来的，甚至就像道新老师说的，我们所忽略的亚洲视野也要包含进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这种实力和文化潜力，以及文化底蕴来建立与西方的对话。
万：刚才饶老师谈的对我很有启发，我觉得建构我们“中国电影学派”以及让中国电影在未来走出去的话，其实应该有一个“三步走”的战略。一个就是在亚洲区域中 进行“渗透”和“覆盖”。
然后，沿着“一带一路”的路线，进而实现“覆盖”全世界的“三步走”的策略。但这里有一个关键，就像李老师说的，我们在这个对话的体制和机制里面，怎样才能 让对手心悦诚服地接受我们的电影和文化，这是非常值得去思考的。前面说到关于儒家“和谐”的思想，我觉得我们可能要经过现代化重塑，使它重新进入到电影的生产中。我觉得“三步走”的布局比较合理，就是因为我们在 整个亚洲区域中相当于是有一个儒家文化圈，所以中国儒家文化的重新塑造其实是可行的，这可能是我们在讨论中国电影走出去的过程中一个较为有利的武器。
饶：如果最后说结语的话，就是说我们讨论“中国电影学派”，不仅仅是我们理论建设的一个需求，它最终还 是要落实到实践层面，满足人民群众对电影多样化和差异化的这种需求，建立更加信任和良性互动的关系。或者用政治话语表达就是，以电影的方式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我们今天讨论“中国电影学派”的定位、命名或是它的建构发展，最终我们的目的还是要创造更多高质量的作品来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因为我们中国观众有权利享受更高质量的作品，所以不要拿那些泛娱乐的作品来愚弄大家。
李道新：现在的产业格局和电影生态还有诸多令人不满的地方。有的创作真的非常保守落后，以至在精神上极其封建、顽固。每次看到这样的国产影片，厌恶感也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我们对“中国电影学派”的建立也要一 直保持一种不仅是开放包容的，而且还有反思和批评的态度。
李一鸣：就是说在解构和建构的同时，还要注重当下的世界化的层面。
【作者简介】
饶曙光系中国电影家协会研究员
李道新系北京电影学院未来影像高精尖创新中心特聘研究员、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
李一鸣系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研究员
万传法系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

摘自《当代电影》2018年第5期），援引请以原刊为准。如有侵权，联系本号，将及时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