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  伟
来源：十八灰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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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  起
华为过去三十几年作为科技产业的一个独特成功样本，其独特性离不开任正非自身的的哲学思想。任正非熵减哲学思想的独特性，在近期美国对华为全球围堵和打压中表现尤为淋漓尽致。任正非认为，美国打压对华为的长期健康发展是个好事，美国不仅帮华为做了全球最牛的广告，还对华为内部的组织变革起到助推作用。过去几年华为外表的繁荣已经掩盖了内部日渐严重的大企业病，组织僵化创新乏力，变革阻力重重难以推动。有了美国打压，华为的变革反而可以顺利推进，现在组织又充满活力，青春焕发，战斗力满满。
不仅如此，任正非还建议向美国企业授权华为领先的全部5G相关技术专利，培养一个竞争对手，从同一个起跑线开始新的一轮竞赛。对此，任正非说，“现在督促华为公司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未来，我将把这个鞭子转交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进步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逼着我们19万人心惊胆战的努力前进。”（任正非2019年9月19日接受财富杂志采访）
任正非独特的哲学思想来自于自身的人生经历、科学原理的理解和对文化历史的感悟。他希望把华为的经验贡献给社会，能够给人们带来更大的社会价值。因此，2019年我们请中信出版社一起，对外出版《熵减—华为活力之源》一书。
《熵减》一书编写是华为内外部集体智慧的成果，起初是为了华为内部变革进行的思想动员，2017年内部出版时的书名《华为之熵光明之矢》。当时的背景是，任正非在内部讲话中明确提出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从外面看当时华为的发展势头正旺，从内部看大企业病越来越严重，组织懈怠，流程繁琐僵化，官僚主义，技术创新缺乏动力。思想动员就是要让华为员工认识到企业衰败的源头—“熵”的力量，从思想上产生变革的需求和动力，否则华为变革难以成功。美国的挑战正好成为华为本次变革的外部动力。

青庐读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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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是华为管理哲学的隐喻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熵减》一书中的熵，是任正非华为管理哲学的一个隐喻。任正非喜欢用鲜活的语言、通俗易懂的方式讲述自己的管理思想和方法，比如一杯咖啡吸收宇宙能量、给火车头加满油、城墙口、范弗里特弹药量，类似的隐喻有几十甚至上百个。
熵减的哲学思想有一点点复杂性，找不到的简单比喻，所以就用了科学上热力学第二定律中熵的概念来做比喻。因此，请读者不要钻到熵的科学原理里面去，要关注在个人、社会、企业中熵的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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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的科学原义是什么
熵，最早是鲁道夫·克劳修斯提出的热力学“熵”的概念，然后被物理学、化学、通信等领域广泛引用和解释。
物理学熵的科学意义通俗易懂，熵就是力在传递过程中的损耗，因此一个封闭的物理系统内，力量终究会全部损耗完，系统就会静止下来。比如水只能从高处流到低处，就把势能变成动能损耗光了，不能再流到高处去。
热力学“熵”的特点是，热量只能自然而然的从高温向低温传导，而不能从低温向高温传导，当系统内不存在温差的时候就死寂了，就是——熵死。
即使不理解“熵”的科学本义，也不妨碍对“熵减”哲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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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的社会学意义是什么
熵増定律说的就是世界上一切事物发展的自然倾向都是从井然有序走向混乱无序，最终灭亡！
一、熵对个人的意义
任正非在为本书撰写的《序言》中写道，“没有理想，不学习不努力，就是个人的熵增。”
人生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代社会的发展变化很快，知识和技术都不断进步。人性天然偏好懒惰，如果没有理想和奋斗小目标，小富即安，就是个人发展之熵。人的成长过程中，不能只积累物质财富，还要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认知层次。
二、熵对国家和社会的意义
历史上王朝更替、国家兴衰灭亡，都是平常事。一个王朝，一般只有几十年到几百年，然后不是王朝更替就是国家灭亡。
任正非对王朝更替的看法是，当新一代皇帝取代旧主时，他成本是比较低的，因为前朝的皇子、皇孙形成庞大的食利家族，已把国家拖得民不聊生。但新的皇帝又生了几十个儿子、女儿，每个子女都有一个王府，以及对王府的供养。他们的子女又在继续繁衍，经过几十代以后，这个庞大的食利家族大到一个国家都不能承受。人民不甘忍受，就又推翻了它，它又重复了前朝的命运。（2005年《关于人力资源管理变革的指导意见》）
古代国家的衰败内因都是利益集团化，帝王家族和受庇护者作为一个利益集团，获取了过多的社会利益，导致国家衰败和革命。红顶商人胡雪岩就是一个受庇护者的鲜活形象。近现代国家依然如此，庇护制度发展成规模更大的依附主义，以及更隐蔽和合法化的利益集团化形式。现代国家还有另一种衰败的模式，就是过度福利化，导致社会负担过重、再生产的投入不足。一旦国家走向衰败，不是内部革命，就是被临近的国家伺机灭亡。
国家之“熵”，主要来自于处于统治地位的利益集团对财富过度贪婪，有时也表现为制度不能适应社会发展。

三、熵对企业的意义
百年企业并不多见，企业生命周期正变得越来越短暂。企业的“熵”也是对利润、利益的过度追逐，在繁荣富贵中不能为长远发展投资。
比如金融企业贝尔斯登、雷曼兄弟在2008年相继出现资金断链，继而引发金融危机。而海曼·明斯基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的金融不稳定假说，仿佛清晰的预言了这次经济危机发生的各阶段。资本的贪婪本性，使得企业在利润面前杠杆会不断放大，忽视风险，逐步从有能力还本付息，过渡到不能还本只能付息的僵尸企业，最终连利息都还不起的时候就泡沫破裂了。资本的过度贪婪并忽视风险，是每一轮经济危机不断重演的熵的力量。与公众上市公司相比较，合伙制投资银行具有更好的风险控制意识，做公众股东利益代理人和把身家性命都放在公司的合伙人，肯定是不同的。
与金融企业明显不同的是，科技企业往往是由于产业规律和赛道的快速变化，不能适应变化，不能为长远投资，或者选错了方向。
商业管理教科书喜欢把柯达作为典型案例，认为柯达从传统影响到数码影像时代转换的时候技术落后而被淘汰了。我了解到的真相并不那么简单，柯达不是死于技术转换，而是死于利益束缚和商业管理能力转换。柯达在20世纪九十年代就先知先觉大力投资10亿美元完成了数码技术转换，掌握了从软件、芯片到核心影像传感器CCD的全部技术和大量产业控制节点，并且垄断了80%数码相机市场。其他数码相机公司只能向柯达乞怜买到一点影像传感器，才能做出数码相机。然而，柯达在数码技术全面领先的情况下以为江山稳固，被传统影像的利益和商业节奏束缚了，没有用科技产业开放合作、快速升级的模式迅速做大数码市场、颠覆传统影像，随后被索尼、佳能突破了影像传感器的护城河，帝国瓦解。
科技企业面临的熵增力量比一般行业都要大，第一，因为科技企业的获利能力更强，容易反噬管理层的理想和奋斗精神；第二，科技发展环境是非线性的，面向长远发展的投资并购容易投错方向和节奏；第三，深受背后的金融资本影响，容易过度贪婪或短视。
每个科技企业都同时受到以上多个可知和不可知因素的同时影响，但逻辑上都是熵的力量。诺基亚手机在智能手机时代落伍，因为自傲没有第一时间拥抱开放的安卓；IBM在云时代陷入困境，是被高利润的商业模式束缚和反噬；惠普则甘于做一家依靠品牌卓越运营的现实主义传统企业，缺乏理想主义的战略投资；通用电气伊梅尔特刚接手公司没几年就为未来莽撞并购生物技术公司等产生一系列巨额败笔，埋下今日危机的种子，是未来方向和节奏把控问题……大型科技公司公司的长期发展，真的不容易。
简单总结一下，“熵”或“熵增”都是比喻让个人、企业、国家最终走向没落衰亡的力量。伍迪·艾伦（Woody Allen） 1992年《丈夫、太太与情人》中萨利的台词说，热力学第二定律就是说迟早所有东西都会变成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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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减的科学本义是什么
生命活力和耗散结构是科学上抵抗熵增的办法。按照熵增定律，地球应该和其他星球一样死气沉沉，然而地球是生机勃勃的，区别是什么？是生命活力。薛定谔发现，生命以负熵为生。
普利高津根据生命系统自身的进化过程，又提出了耗散结构的概念。熵增定律是基于封闭系统的，耗散结构一定是开放系统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内部一定是远离平衡的结构从而充分吸收外部影响。
普利高津耗散结构的三大特征是开放性，远离平衡，非线性。非线性本身也是远离平衡的一种特殊形式，因此耗散结构可以归并为开放性和远离平衡两大特征。符合耗散结构的系统一定是动态系统，静态僵化的东西就会失去生命力。如果开放系统内部是板结的结晶体，开放也无法吸收外部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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熵减的社会学隐喻是什么
一、个人熵减
个人如何熵减呢？简而言之，就是有目标有理想，并为之努力学习和奋斗。
任正非说，“什么是耗散结构？你每天去锻炼身体跑步，就是耗散结构。为什么呢？你身体的能量多了，把它耗散了，就变成肌肉了，就变成了坚强的血液循环了。能量消耗掉了，糖尿病也不会有了，肥胖病也不会有了，身体也苗条了，漂亮了，这就是最简单的耗散结构。”这个比喻非常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社会和企业。
汤因比说人类有两个子宫。一个是母亲的子宫，一个是文化的子宫。
母亲的子宫用DNA的形式把你家族的血缘传承给你，先天决定了你心智中直觉、性格、智商的大部分东西，接近于卡曼尼所说的快脑或者系统1，包括了生物学上的爬行脑。快脑是感性的，先天决定了人类贪婪、懒惰、贪图享乐、自我欣赏，追求安全感、厌恶恐惧，社交中偏好亲戚和熟人，这些特性决定了人自身和在集体组织中的行为模式的基本出发点，也是熵和熵减哲学的出发点。
文化的子宫后天孕育了人类的慢脑或者系统2，文化通过你的学习实践不断增加你的知识、提升你的认知水平。慢脑是理性的，决定了人复杂逻辑思考能力，具备凭空构建理想信念的能力。
人类自身努力能改变的，更多是文化对慢脑的影响，即学习。但是人类具有普遍性的初级阶段的动力，却来自于快脑的贪婪、自我欣赏驱动人战胜懒惰，人类动力的高级阶段则需要慢脑的理性，树立更高的理想，既避免小富即安的平庸惰怠，又克制单纯对财富和权利的过度追求。
过去，华为最喜欢的人才“一贫如洗+胸怀大志”，其实就是这样的人才用制度激励、机会和理想牵引的效果最好。美国建国之初，就是一群一穷二白的清教徒，胸怀建设天空之城的理想，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结果。
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人类熵减最基本的动力。梅花香自苦寒来，熵减的过程又都是痛苦的。任正非说，他喜欢像阿尔法喷管一样挤压大家，挤压是痛苦的，但从喷管喷出来之后就是超音速了。他的思想，和自己的人生经历有密切的关系，读一读他2001年写的三篇文章《我的父亲母亲》、《北国之春》、《华为的冬天》就能明白。
二、国家和社会熵减
任正非熵减哲学一部分灵感来源于历史感悟。国家和社会的熵减，是一个以人为中心进行价值创造的社会发展逻辑。以我个人理解对社会熵减哲学做一个简单的归纳，第一，国家要发展文化和哲学才能有长期发展的精神和思想动力；第二，需要教育培养出有知识有理想的人，国家才有未来；第三，在制度上不断改革，给与人们施展才华的机会和舞台空间；第四，国家应鼓励和投资知识创造、财富创造，依法保障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知识财富的所有权。任正非也把这些思想用于华为的企业发展。
1.文化和哲学
媒体报道，任正非为都均一中等贵州黔南地区捐献了上千台钢琴，公众解读更多偏向于这是任正非给家乡贫困地区的爱心捐助。根据我个人理解，不仅如此。
唯有文化生生不息，是华为哲学的重要支点。任正非提到过王国维的例子，因为王国维说振兴中华要依靠哲学。“中国有两个痛苦的灵魂，以前说最痛苦的灵魂是鲁迅，现在往前走一步，王国维也是中国最痛苦的灵魂。王国维讲哲学才能改变中国，今天来看确实是这样的。”
前面提到了文化是人类的第二子宫，以及对人成长的影响。理解了这个观点，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唯有文化生生不息，为什么哲学才能改变中国。
现在中国内外都在担心中国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此时中国尤其需要文化和哲学的底蕴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社会大众的小富即安、精神动力不足，另一个是从模仿、山寨到创新、创造的科学原创能力不足，社会就容易陷入存量博弈、利益集团化、停滞衰败的恶性循环。文化和哲学正是这两个问题的钥匙。
社会的文化和制度共同决定了人类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想象力、创造力。关于文化的创造力，斯宾格勒说，音乐对位法和经济信用体系，油画空间透视法和工业革命，同一文化下的数学几何和国家原则国家形式，都有着某种联系。科学来源于理论、实践、艺术三者的结合。知识经济时代，缺乏文化艺术的催化剂，原创性的创新能力就会不足，何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关于哲学的社会发展动力，亚当·斯密《国富论》是个很好的例子。美国建国之初，由于基督教文化与市场竞争、个人主义思潮冲突，追求个人利益是在道德层面受到一定束缚的。然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了一个崭新的观念并被美国大众迅速接受，那就是在法律和道德约束下，追求个人利益将为整个国家带来更多财富。这一观念在哲学思想上解放了美国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
文化和哲学不能让每个人都有远大理想，但是可以让一部分优秀的人起到领袖和标杆作用，为社会提供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精神动力。
关于文化和哲学，大家可以体会一下王国维《人间词话》对人生三境界的独特隐喻。第一重，“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有理想有追求）；第二重，“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为理想不懈奋斗）；第三重“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终有发现和创造）。

2.教育决定人口的质量
任正非喜欢说，一个国家的强盛，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完成的。今年5月任正非接受中央电视台董倩采访的时候又对这一观点进行了进一步阐述，“教育就是国家的未来，我们投的科学是我们公司未来。如果我们国家的中、小学教育像日本、北欧、德国……一样，那我们还要担心什么和美国竞争的问题呢？”
清教徒精神带来了美国崛起，不只有勤奋节俭和天空之城的理想，还因为新教要求信众不必通过牧师与上帝沟通，在家读《圣经》是和上帝沟通的方式，建国之初马萨诸塞州就要求家长必须教会孩子阅读，极大提升了大众文化素质。美国19世纪创建公共小学体系，20世纪创建公共高中和大学体系。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就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中国崛起。未来中国需要更好的教育，因为未来是人工智能的社会，高素质人才是国家的竞争力。
3.人口向上流动的机会
有了高素质的人，还要给与他们向上发展的机会和环境，才能激发出创造力、推动社会发展。
不论跨地域流动，还是跨阶层穿越流动，都有各种各样的机会牵引人，新的环境激发人的创造性活力，因为新环境提供了机会、理想和一点点不确定性带来的不安全感。
科举制是一个牵引人学习并向上跨阶层穿越的制度。在我上学受过的教育中，科举制是个负面的制度，和八股文联系在一起。在西方研究中，认为科举制是现代国家制度的起源，改变了官僚体系只能任人唯亲的局面，通过统一考试实现任人唯贤的人才选拔模式，建立了现代化的文官制度，也为普通人提供了跨阶层穿越流动的机会。科举制起源于中国汉朝，兴盛于隋唐，被引入欧洲建立了西方文官制度。中国人建立科举制，英国人建立法治国家制度，美国人建立三权分立国家制度、发明有限责任的股份制公司，都是人类社会制度的重大里程碑。科举制后期的衰败主要工具化的结果，考试内容决定社会教育的导向，从文理并重到八股文，不仅泯灭了中国理工类科技的发展，也让文化趋于僵化。
除了跨阶层流动，跨地域流动也给人向上流动提供了大量的机会。美国大篷车文化和不同于欧洲城堡文化之处，就是多元移民文化和地域流动性机会，这种开放性和交流碰撞激发了人的活力和创造力，并且鼓励经济的创造性破坏。根据统计数字，美国人1893-1898年有 35%的人搬家，1920-1924年有57%的人搬家，二战后又是一个高峰，近年由于房价上升而地域流动下降。中国改革开放后农村人口城市化则是类似美国的最大的跨地域人口流动机会，为人们的发展提供了无数机会。
4.鼓励知识创造
国家除了增加科学研究投入，还应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和归属问题，以及方便知识变现的产学研合作制度。
1980年美国建立杜拜法案之前，国家投资的知识产权归国家所有，限制了大学和科学家研究积极性，也限制了知识产权变现的转移率。杜拜法案推出后，美国投资的知识产权从归国家变为归大学，极大地促进了科技发展。1999年，有了日本版杜拜法案。2007年，诞生了不太成功的中国版杜拜法案，2019年中国进一步改革知识产权的国有资产问题，促进知识创造和转化。知识创造的制度，应该适应科学研究的特点，重鼓励，轻管制，才能激发出科学家群体的活力和热情。
5.国家和社会制度
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观点认为，科学的进步不终止，历史就不会终结。这句话背后的意义是，科学进步推动经济发展，经济发展改变社会结构，从而对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思想动员，推动国家制度变革，适应新的社会结构。
国家和社会制度是个复杂的问题，熵减方法论是不变的：保持开放，投资未来，为适应环境变化不断改革。同时避免国家熵增的两个常见现象：利益集团化和过度福利化。
三、企业熵减
企业的熵减和国家社会相似，也是一个以人为中心进行价值创造的发展逻辑。企业在社会分工中的位置，决定了企业在理论、实践、艺术的创新三角形中侧重于实践（社会应三者并重），企业的使命是给与人实践的机会去创造价值，去实践创新和创造。
外界普遍认为华为是技术驱动的公司，其实华为首先是人力资源驱动的公司，解决持续激发人的活力问题。企业要解决利益分配和理想引导问题，用人的流动和晋升激发人的活力，避免组织过度山头化、利益集团化和腐败问题。技术是企业生命力，但技术生命周期是短暂的，企业只有不断投资关键技术要素才有长远未来。
公司内生命周期最长的资产是制度和文化。制度和文化是互动发展的，有文化有理想的人会不断推动公司制度与时俱进，使文化生生不息。
1.企业的理想主义
在企业具有技术领先优势、或者积累大量财富后，管理层和员工都很容易惰怠下来，停滞不前或者衰败。理想主义的企业（如华为、谷歌）一定对公司的长远发展能力（势能）不断投资，不断追求更高的发展目标，厚积薄发，开放合作，避免小富即安的惰怠问题。“都江堰疏导不了太平洋”、“八百里秦川何曾出过霸王”、“秦淮河边上产生不了世界领袖”，讲的就是企业一定要有称霸全世界的雄心，要去做世界领袖。
理想主义也要结合现实主义，否则就成了一家只会讲故事的公司，就不能以客户为中心实现商业价值变现，死在通往理想主义的道路上。
2.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持续的外部挑战，也能激发企业焕发活力。因此，企业，特别是领先企业，也要有强大的竞争对手，才能健康发展。把竞争对手赶尽杀绝，自身离熵死也就不远了。
今年9月任正非接受财富杂志采访时，谈到华为愿意把5G技术授权给一家美国公司，并进一步阐明背后的逻辑：“现在，督促华为公司进步的鞭子在我手里；未来，我将把这个鞭子转交给美国公司，美国公司进步成为强大的竞争对手，逼着我们19万人心惊胆战的努力前进。”
一家有挑战的企业，全体员工的活力和战斗力都将被激发出来。山头主义、任人唯亲也不再可行，因为无法应对挑战。
3.企业制度的哲学
企业制度的根本是利益分配机制，财散人聚，财聚人散。合理的企业制度，一定能团结能把所有人团结成一个充满活力的集体，向着同一个大致正确的方向一起努力。这就是企业的秩序。
企业衰败和国家衰败都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化问题，企业利益集团化就会导致财聚人散。企业利润应首先激励创造价值的劳动者，重点激励贡献最大的奋斗者，而不是平均分配的福利主义。劳动者所得（工资奖金）一定要大于资本所得（股东分红），华为的比例大致控制在三比一左右。企业的利润如果过多了，容易导致员工惰怠，因此宁愿增加研发投资，培养企业长远发展的相关生态，把财富耗散掉，也不能让企业在富贵化中衰亡。
公众上市企业，企业管理者本质是公众股东的利益代理人。代理人自身利益和企业长远利益并不一致，容易导致企业追求短期利润，对长远发展投资不足。代理人还容易导致企业过度投机冒险，因为企业管理者冒险的风险收益大于成本。最典型的是金融投资公司，合伙制企业出现危机破产的概率远远小于公众上市企业，因为合伙人自己的大量资产和企业共存亡，风险管控意识必然高于上市公司的企业代理人。这是华为坚持不上市的主要原因。
企业之熵的核心问题也是利益问题，企业制度要让管理者和员工追求个人利益的过程有利于企业整体及其长远发展，这是亚当·斯密《国富论》给企业制度和国家制度的哲学启示。
企业及其生存的社会环境都是开放的动态系统，因此企业制度必须与企业文化不断进化，与时俱进，企业才能长远发展。一成不变的制度，不能适应社会环境和文化的进步，不能适应内部不断增长的人的能力，并且会被内部利益集团不断作为博弈工具，进而成为复杂僵化的制度，成为企业衰败的源头。

熵减哲学的社会意义，出发点都是千百万年难以改变的人性。以我个人的理解，企业和国家都是不同层级的人类组织，组织用文化和制度培养人引导人去不断创造知识财富，追求更高的生活理想，是人类社会熵减的基本逻辑，也是华为的活力之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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