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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几千年的“男尊女卑”世俗观念的消极影响，在中国书法发展史上，既有成就又享名海外的女性书法家，可谓凤毛麟角。
辛亥革命后，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书法创作上有极高声誉，且兼治绘画、诗词、印章之学，又能在书法教育方面作出业绩者，20世纪的书坛当首推久居南京的萧娴。
萧娴（1902~1997），中国当代最为著名的女书法家，字稚秋，号蜕阁，署枕琴室主，贵州省贵阳市人。她先后荣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理事，江苏省书协副主席、南京书协名誉主席等职务。
她从小就被称为书法神童，13岁为百货公司题巨幅字，名满东南半壁，康有为称赞她“雄深苍浑此才难”，并且收她为自己的学生。她的书名远播海外，日本首相也慕名求字。
13岁为百货公司题巨幅字，获“神童”之誉
1902年，萧娴出生在贵州省贵阳市一个传统型知识分子家庭。父亲萧铁珊熟谙经史子集与诗文书画，尤擅写擘窠大字，清末做过广东三水县知县，为官清正有政绩。入民国后加入南社，与柳亚子、陈去病、黄节等多有唱酬。后任孙中山先生哲嗣孙科的秘书。
因父亲工作需要，萧娴4岁时即随同移家广州。广州是岭南著名的通商口岸，孙中山领导的反清运动曾多次起义于此，因此思想比内地活跃，有趋新的文化氛围。这对萧娴童年的旨趣、性情与独立人格的培养产生了重要影响。
▲萧娴题写的【广济楼】牌匾
萧娴从小就没有在深闺中忙于“女工”，而是如同男孩爱读古文诗词，尤喜书法。7岁时摹仿父亲写了一幅字，劲健的笔力和豪放的气概令父亲欣喜不已，开始认真教她学习书法。12岁时即开始充当其父写大字的助手。平日练字很用功，不论寒暑，日课不辍。父亲除平日多加指点外，为开拓女儿视野还常携她在公共场所写字并出入南社雅集，人称“南社小友”。
13岁那年，广州大新百货公司举成大厦落成典礼，萧娴写了一副丈二对联送去祝贺，联语是父亲拟的：“大好河山四百兆众，新辟世界十二重楼”，观者赞叹之余，也有人怀疑一个小女孩是否能写出这么好的巨型作品。于是萧娴又当众写了一个大横幅：“壮观”，以雄浑的笔力，险奇的结体，引起全场轰动。遂被报刊誉为“粤海神童”，应邀与谭延闿、高剑父等书坛名宿一道为二沙岛风景区写碑刻石。照相馆也悬挂她的照片，题为“大书家萧娴”。
康有为题诗相赠，或堪比卫（琰）管（道升）
康有为赞萧娴
20岁时，萧娴随父亲移居上海，当时公认的文化盟主康有为偶然见到萧娴临写的《散氏盘》，大为赞赏并题诗相赠，又推许她将会成为“卫（琰）管（道升）”那样的女性书家代表人物。康有为因赏识她的书法，还收她为学生。受康有为影响，萧娴学书从篆隶入手，与现在一般人从楷书开始不一样。她认为，“楷书是从篆隶而来。”
笄女萧娴写散盘，雄深苍浑此才难。
应惊长老咸避舍，卫管重來主坫坛。
——康有为题诗
1926年，宋庆龄在广州组织书画义卖，筹款慰劳北伐军，萧娴亲赴广州参加，写了不少字，其中有一幅卖了一百块大洋，活动结束后得到了宋庆龄颁发的奖状奖章。同年，萧娴随父赴香港，鬻书为业，书坛巨擘于右任等还为她撰写《介绍大书家萧娴女士》的文字，并刊发在报纸上为她助阵。
25岁时，萧娴与江达结婚，定居南京。江达是安徽人，留学法德两国，学工程，学识丰厚。婚后夫唱妇随，伉俪情深。可惜好景不常，1931年，日寇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江达正在欧亚航空公司满洲里站任职，见东北沦陷，决然同返南京。与众多不愿做亡国奴的同胞一样，江萧夫妇辗转流亡于江西、四川、青海、兰州等省份，备受奔波与饥寒之苦。
▲1973年春节，萧娴与林散之（左三）、高二适（左五）、钱瘦竹（左六）、陈大羽（左八）等合影
在重庆时遇著名书画家王东培，欣然尊为老师学画梅花。于1940年与王东培在成都同办书画展，在当时颇有影响力。
▲萧娴八十八岁题写的【晋王右军题扇桥】
避难兰州时，萧娴曾致函父亲旧友章士钊，时章在陕西，作词相赠，有“大字雄奇小字腴”句，竭力夸奖萧娴的书法成就。又云“伤心老滞秦关客，却答文姬陇上书”，把萧娴比为汉朝的才女蔡文姬。
▲萧娴题写的南京【状元楼酒店】
抗战后继父遗志，迎来书法鼎盛期
抗战胜利后萧娴全家返回南京，其时父亲萧铁珊病逝于上海，萧娴非常悲痛，决心继承父亲遗志，在艺术上干一番事业。
萧娴(右1)与丈夫江达送女儿江凤子参军
南京解放后，萧娴入华东革大学习，送弟、儿、媳、女四人参军，且写诗勉励“男儿四方志，子女亦同仇”、“临行无别语，勿贻父母羞”，可见其思想境界之高。自己则在玄武湖家中为民办扫盲识字班义务教学。夫妇俩又参加民革的活动。1963年江达病逝，次年萧娴受聘为江苏省文史馆员。
▲萧娴朱笔批改学生临《曹全碑》作业
▲1981年萧娴在江苏省美术馆个展上挥毫书写【长城归来】
不久“文革”开始，萧娴被迫为居委会抄写大学报，交代旧社会关系等等，心情极为抑郁。直至浩劫结束，她才真正得以全身心投入到毕生钟爱的书法艺术中去，迎来了书法生涯的顶峰时期。
萧娴与刘海粟(右1)、陈大羽(右2)
1981年，江苏省南京市文联为她在江苏美术馆举办书展，历时一月盛况不衰，这次书展充分显示了她的艺术水平和风格，是建国以来江苏省最盛大、历时最长、观众最多的书展之一。海内外各地的友人、艺术家纷纷来电、来信祝贺，南京艺术学院名誉院长刘海粟特地从外地赶回，并说“要为师妹个展开幕式剪彩”；陈大羽教授还专门撰文在《新华日报》发表；1983年，南京市文联、南京电视台为她专制电视报告文学《大笔豪情》。
1981年萧娴在江苏省美术馆个展上挥毫
1997年1月16日，一代书法大家萧娴逝世，享年95岁。
贵阳市政府为此在名胜翠微阁设立了萧娴先生书法陈列馆，馆名为国学大师启功先生题写。馆中常年陈列萧书，供市民观赏。
附：
《艺术需要痴情》
文 | 萧娴
我有图章一方，曰“庖丁”。庖丁者，做饭人也。饭，天天要做。一天不做饭，全家口腹难饱。字，也当天天写。书家常不下笔，社会便少一种精神食粮。所以虽是闲章一方，意思倒有三重：一要自视平凡，二要勤奋努力，三要有益于社会。
书艺在我国历史上，早就是一门独立的学科，称为书学。它涉及广泛的领域，几乎牵动整个文科的知识。因此，学习书法不仅仅要练字，还得以更多时间认真读书，读得越多、越广越好。不读书，就没有内含神韵的书卷气，不能脱俗，难免匠气。“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学书也是一样。
气质，不容忽视。气质不是一时可以学得，而是逐渐养成，要经历长久德育和智育的熏陶。气质对于书艺，犹如土壤之于植物。同等的阳光雨露，盐碱地无从播种，贫瘠地无望丰收。土壤可以改良，人的气质也可变化，必须以无穷毅力，不稍间断其熏陶的工夫。
我国自有书学以来，就有个优良传统，即书文并茂。试看历代书家，无不精通文学。南京自东吴以来，书家辈出，是我国著名书都之一。从帝王将相到革命先驱，凡能书者皆能文。有些书家，如谢灵运、谢眺、谢道韫等，倒是诗名盖了书名。所以，80 年代开初，我便力倡“在文学基础上办书学”。书学离了文学，便成梁上君子。
读书，高尚的情操，多样的艺术爱好，都是所谓书外工夫，都有赖于又有助于生活体验。张旭观公孙大娘舞剑器，书艺遂有长进。这是书家向生活汲取的范例。唯其据有知识，乃能发生联想，汲取有成，不期然而然也。
碑帖之争，由来已久。我倾向于临碑而读帖。帖因翻版，屡翻屡坏，往往失真。碑乃石刻，刻赖书丹，纵使沥剥，风神犹在，真迹可寻。为免于伤软失神，初学者应求诸碑。学草书者，或当别论。其实，南既有碑，北岂无帖？况帖固有善本，碑亦有恶翻者。所以，南海先生暮年，深叹时光不足，否则，先生将熔南帖北碑于一炉而冶之。
选择碑帖，全凭个人爱好。正如婚姻，必有爱慕之情，方能善合。只是人的情趣有高下，选择便有高低。碑帖也各有品格，正如人之各有情操。我以为，从汉碑入手，比之从唐碑入手，似乎稍胜一筹。汉碑，上承篆籀，下启楷行，实是学书者首当攻克的关塞。
也有临写厌了，不再想写的时候。此刻何妨暂时放下，潜心读书，得便时泛游诸艺，包括翻阅种种碑帖。直至又渴望写字之时，执笔奋书，常有进境。创造性遗忘，有助于记忆，创造性停顿，也有助于发展。正如缩回的拳头，打出去更有力。写不好硬要写，那是蠢人。
古人要求严于择师。回首书海飘零，一生唯二师焉。其初是先父，其后为南海先生。世人但知我的行书有康体，而自我感觉，榜书类康师，小书往往依稀先父。投一师而笔下无影形，岂非徒托空名，空占门墙一席地乎？我亦主张多师多友，凡有一得、一长的都是我师友，所谓“三人行必有我师”。如此才能博采众长，以为己用。书中可以有许多古人今人，而又绝不雷同于他们面目，这就叫书中有我。
我从前好古琴，故以“枕琴室”名居处。虽不擅操，却可发引清趣。学过国画，作小幅梅花。也刻过图章，无非移篆于石。叵耐家务纷扰，此调不弹久矣。然则书画同源，形声通会，自信书中未必无余音余韵。一切学书者，不仅要工文学，也要游诸艺，否则，下笔每见枯窘。
学书者务必脱略名利。名利之贪心萌发，艺术之真趣顿失。没有殉于艺术的操守，艺术断无成就。艺术需要痴情，名利场窒息一切艺术。
书艺果然精绝，得享盛名，诚然是天道酬勤，不得与兜售恶札而沽名者作同日语。然则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名家亦当引为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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