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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会 | 浅谈英法德 — 英国篇

阅读量：3848027 2019-10-27

引子「英式自由」起源之疑
地中海周邊因「文明」早發、物候寡薄、航海便利等故，自有史以來至中世紀前一直沿襲著人類遠祖的殖民、移民風習。「北方蠻族」繼之在整個中世紀歐洲乃至近東地區主宰著波浪式的侵略和移民運動。歐洲人的這一特質與我們所熟悉的以中原地區為核心的中國及整個東亞迥然相異。他們——尤其是被塔西佗、孟德斯鳩、休謨、漢南等深以嘉許的日耳曼人、北歐人、盎格魯-薩克遜人——更為自由奔放。但這是否最終生發出歐美現代自由思想、自由民主價值觀的根本或「基因」，非常值得商榷。
隨著歐洲文明中心的轉移，殖民暨文化與文明輸出中心自希臘而羅馬，西羅馬帝國覆滅之後的一千年，即所謂黑暗的中世紀，歐洲大部及其「西北邊陲」之不列顛在一波一波的蠻族入侵蹂躪及中世紀中晚期大大小小上千個封建領主、君主的內戰外征中艱難消磨、融合、裂變著。新的、更大規模的殖民時代則仰賴民族概念的興起和民族國家的形成，以及大航海開啟的地理大發現。西班牙、荷蘭都曾執海洋霸權之牛耳，及至伊莉莎白時代，英國國力漸盛、大洋中心地位凸顯，則更憑藉武備與航海技術的進步，馳騁大洋、拓殖全球。
整個歐洲在大航海之後將近五個世紀的全球殖民史充滿了血腥與殘暴，英國人的殖民擴張作為歐洲殖民史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其累累罪惡同樣罄竹難書，應永為人類反省自身罪責且不容迴避之歷史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們也應該看到，從北美十三州通過戰爭脫離母國獨立，到逐漸放鬆管轄的「自治領」時代，直至印巴分治……倫敦漸漸淡出「日不落帝國」的治理，「偏安」於英倫三島——雖然大英帝國不再強大，但經其殖民的很多地方都能夠保留並逐漸完善英國人帶去的法治原則、代議制文官政府，和對個人自由的尊崇與保護；雖然大英帝國的「衰落」過去了大半個世紀，但我們仍須清晰地認識到並且承認，星布全球要衝的英語國家，是當今世界「文明秩序」的主流，這些國家官方及民間的親密關係，從加拿大1931年成為自治領，但卻直到1982年由英國主動提出並移交，加拿大議會才得以擁有完全主權象征之修憲權一事可見一斑。這種「親密關係」也是當今世界秩序得以維繫的關鍵力量，而凝聚英語國家的粘合劑，恰恰是英國人留下的社會構建和穩定的基石——「個人自由」，以及充分保障個人自由的法治、財產所有權制度和代議制（小）政府。對於此，我們不妨稱之為「英式自由」。
對於理解「英式自由」的內涵及其重要意義，英國脫歐推手丹尼爾漢南所著《自由的基因》一書可謂剖析的淋漓盡致，本想作為研讀和思考「英倫與自由」的主要參考，但鑒於《自由的基因》探究「英式自由」的源頭時，充滿了對史料的有意剪綵甚或偏狹曲解——比如漢南沿襲孟德斯鳩等先賢的「誤讀」，將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中對日耳曼人的遠景廣角描摹引為信源，把「英式自由」觀念的產生與五世紀羅馬人撤離後入侵、殖民英倫的日耳曼人支系「盎格魯-薩克遜人」過於緊密聯繫在一起。
在「II 盎格魯-薩克遜式自由」、「英吉利民族的賢人」一節中的「日爾曼原始部落習慣於召開公開的部族大會來決定他們的事務。他們的首領從不獨裁，總是依據眾人的同意來施政。部落統治建立在“許可”之上，而非依賴“強制”。他們的人民不是臣民，可以平等而自由地參與自身事務的管理」一段，幾乎照搬了孟德斯鳩對《日耳曼尼亞志》的浪漫引申，與塔西佗《日耳曼尼亞志》原文中「他們的國王是按照出身推舉的，而選拔將軍則以功績為標準。國王的權力並非無限，不能一意孤行，將軍們也不是以命令來駕馭士兵，而是以身作則的行為來統率士兵，他們借作戰勇敢和身先士卒的精神來博取戰士們擁戴」……「日耳曼人中，小事由酋帥們商議，大事由全部落決議。人民雖有最後決議之權，而事務仍先由酋帥們商討」等相關段落及其它幾處關於日耳曼人自由的簡單描述相比，有意無意的誤讀非常明顯。書中類似的史料剪綵或顯而易見的作者個人對歐陸、對「諾曼人」的敵意表達不一而足，所以為了真正瀝清「英式自由」的脈絡，我只能咬牙去啃更專業的歷史著述及其他參考資料，以便串起並修正我腦海中支離破碎的、春秋演義式的英國歷史圖景，從而更好地理解「英式自由」。
一、從史前到羅馬不列顛
曾對大衛休謨（David Hume，1711~1776年）《英國史》報以極大熱誠，「第一節不列顛人」且不論，讀到「第四節薩克遜人」則實在不能不疑——此節又將《日耳曼尼亞志》中的多處描述引為信史。當然對於塔西佗的曲解在休謨先生那個時代實屬難免，而休謨先生為人平和，書中并沒有嚴重的對塔西佗的浪漫引申——為謹慎起見，我實在不得已捧起喬治·麥考利·特里維廉（George Macaulay Trevelyan，1876~1962年）所著《英國史》錢端升先生1931年譯本。因譯音譯法今夕變遷甚巨，於我這等不通西文、文化斷代之半殘學子而言，讀之頗感佶屈聱牙、困難重重。僅舉例史著者姓氏Trevelyan譯作「屈勒味林」、文豪喬叟Chaucer譯作「巧塞」、多鐸（王朝）Tudor譯作「推鐸爾」，金雀花（王朝）Plantagenet譯作「不蘭他基奈」(*注)……則可知其「啃」苦也——錢先生音譯或更準確，但於習慣了當下大陸通用譯法之我輩，實在是非常頭疼。
*注：為方便起見，除直接引用錢先生譯文原文，將盡量按現在的習慣替換人名地名等。
從考古的角度，距今四十萬年前的「斯旺斯孔布人」及距今二十三萬年至四萬年前的「尼安德特人」都曾居住在不列顛，但他們都跟「北京猿人」類似，與現代人類杳無相干（我們現代人類的祖先「晚期智人」走出非洲後，可能在北非、近東、南歐等地與「尼安德特人」發生過輕微的混血）。而兩萬六千年至一萬二千年前是反復無常、極度寒冷的末次冰期極盛期，極端的酷寒天氣驅逐、甚至滅絕了不列顛等地的史前居民。
休謨、尤其特里維廉是嚴謹的史家，故不做「三皇五帝」之傳說故事。比特里維廉早生了165年的休謨對「遠古時代遺留的史乘總是充滿模糊矛盾，無法確證」深感遺憾，其《英國史》雖不得已、也僅引用了「古代作家皆同意」之上古史梗概——「不列顛早期居民是高盧人（Gaul）和凱爾特人（Celt）」。而「晚生」特氏或因有更多史料可資利用（當然也難免「皮爾當人」之類假「考古」發現），或因考據更加嚴謹，則對現代英國人始祖的描述相當可靠。參考其他資料可知，末次冰期之後、「凱爾特人」登島之前，具有一定規模地漂洋過海來到已經與歐陸分離的不列顛殖民之現代人類，主要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當然也有其他地區的冒險家，蓋因不可詳考而統稱為「伊比利亞人（Iberian）」。繼伊比利亞人之後登島的，主要是「高盧人」和「凱爾特人」（高盧人也是凱爾特人的一個分支）。從史前到A.D. 43年（英格蘭和威爾士）成為羅馬治下「不列顛尼亞（Britannia）」行省即「羅馬不列顛（Roman Britain）」之前，在不列顛群島逐漸形成了位於今天英格蘭和威爾士的古布立吞語區（Old Brittonic）、蘇格蘭北部和東部的皮克特語區（Picts），以及蘇格蘭西南部、曼島和愛爾蘭島的蓋爾語區（Gáidhlig、Gaelg、Gaeilge），這些古代語言都是凱爾特語的分支（皮克特語暫無定論）。史家們將這一漫長的歷史時期稱為「史前不列顛」，很多時候也稱「凱爾特不列顛」或「凱爾特英國」。
蓋烏斯·尤里烏斯·凱撒（Gaius Iulius Caesar，B.C. 100~B.C. 44年）征高盧期間，以布立吞人中的貝爾蓋人（Belgae，高盧人支系）支持歐陸高盧、藏匿逃到不列顛的高盧人為藉口，於B.C. 55年、B.C. 54年兩度遠征不列顛，所獲寡薄，僅僅算是彰顯了羅馬的軍威、增加了些許戰勝「蠻族」的榮耀。凱撒的不列顛之戰正如塔西陀的評價：「事實上，尤利烏斯是最先入侵不列顛的，他用一場大勝嚇住了當地人，並且控制了海岸。不過他只是開了一個頭，並未真正將不列顛收歸羅馬」。不列顛歷史之有文字記載，亦始於凱撒之入侵。
雖然祗得到了表面的臣服及很可能並未落實的歲貢承諾，但毫無疑問是凱撒的兩次遠征使不列顛島進入了羅馬的視野，并開啟了征服進程。其後與羅馬外交、貿易，或曰凱撒忙於內戰、奧古斯都鞏固統治「不以邊釁害羅馬」、提比略猜忌眾將、卡利古拉一意揮霍……不列顛才得享近百年和平與「自由」。最終，在A.D. 43年（以下省略A.D.）羅馬皇帝克勞狄一世（B.C. 10~54年）再次正式向不列顛派駐軍隊並設立軍事基地，「不列顛尼亞」成為羅馬的一個「行省」——至410年，羅馬遭西哥特人入侵劫掠，帝國震動，駐守不列顛的羅馬軍團被召回——這段近四個世紀的統治被稱為「不列顛尼亞」或「羅馬不列顛」時代。

伦敦布狄卡起义雕塑
在羅馬征服初期，凱爾特人發動了一系列起義，都被羅馬軍團殘酷鎮壓了，其中最著名的是布狄卡起義（Boudica布狄卡，或Boudiccan布迪坎）。民族國家概念形成之後，雖然祗是一個古代凱爾特部落的王后和女王，布狄卡卻被視為英國人民不屈精神的象征。維多利亞女王（1819~1901年）於1850年請雕塑家托馬斯·桑尼克羅夫特（1815~1885年）創作了「布狄卡起義」雕像，矗立在泰晤士河畔、威斯敏斯特橋頭，直面國會大廈。
到85年時，羅馬基本控制了「古布立吞語區」的大部分地區，即今天的英格蘭大部及威爾士。因地勢、環境及北方「蠻族」的驍勇善戰，終羅馬統治之世，也未能征服蘇格蘭及曼島的「皮克特語區」和「蓋爾語區」，更未染指愛爾蘭。
122年，羅馬皇帝哈德良（76~138年）下令在不列顛島北部西起索爾威灣東至泰恩河口修建了一道著名的軍事防線——哈德良長城，其目的在於防止北方蠻族南下入侵。而哈德良長城卻成為後世所剩無幾的「羅馬不列顛」遺跡之一。

哈德良長城遺址
羅馬不列顛時代的遺跡稀少，蓋因其入侵不列顛的目的和方式所致。與之前的凱爾特人，之後的薩克遜人、維京人（丹麥人）完全不同，羅馬入侵不列顛是當時所謂的高等「文明」對「蠻族」領地的征服，目的是統治原有土著、征稅、貿易及資源利用。另外，不列顛地處當時「（歐洲）世界」之西北邊陲，拉丁化的高盧羅馬臣民甚至公民的確有遷居不列顛者，意大利半島的拉丁族群則極少移民不列顛。羅馬帝國以著名的羅馬軍團以及支持其快速機動和補給的羅馬大道、軍事要塞、樞紐城市維繫其對不列顛尼亞行省乃至整個帝國的統治。強大的羅馬軍團既是統治工具也是保護者，有效地保障了其治下不列顛凱爾特人（布立吞人）三百餘年免受「蠻族」侵擾。雖然羅馬人帶來的城市、建築、藝術、文字、知識、基督教(*注)、生活方式甚至政治組織讓羅馬化的布立吞人在生活和知識層面「文明」了，但在軍事層面他們卻退化到遠不及羅馬統治之前的「野蠻」狀態。一俟羅馬軍團撤離，便全無抵禦外敵之能力，不列顛北方蠻族、大陸蠻族接踵而至、大肆劫掠，且手段極其殘忍野蠻，破壞力巨大。於是乎羅馬痕跡在一波一波的蠻族入侵和移民巨浪拍打衝擊之下，逐漸銷磨殆盡。
*注：羅馬本是多神教信仰的，一向並不仇視異教。布立吞人的德魯伊教在不列顛尼亞行省設立初期即被徹底剪滅，實因德魯伊教威脅到了羅馬的統治。基督教初期慘遭羅馬帝國迫害屠戮也緣於此（我在《對於獨立人格的一點思考》中敘述略詳）。據特里維廉《英國史》載『耶教（基督教）在不列顛勢力極小，所以羅馬人的壓迫大概也不厲害。然聖奧爾班（聖阿爾班，約在250年）殉教的事蹟已足見即不列顛也免不了有誅戮壓迫之事』。不列顛尼亞的基督教，開始當然是民間傳播的，在基督教仍備受羅馬迫害的200年左右時，拉丁教父們已經「談及英國某教會」。
早期的伊比利亞人和凱爾特人並無領土觀念，也沒有形成基本的社會和組織，而是主要基於血緣關係聚族而居，「所謂『王』者不過是部落的酋首」，部落間往往「互相交鬥，歲無已時」……並沒有近代意義的、哪怕是塔西佗描摹的古代「日耳曼式的自由」，或者休謨想象的「（布立吞）普通人享有的自由似乎還多於他們的祖先高盧人」——根據凱撒《高盧戰記》等史料，即便是已經從大陸移民不列顛四百至六百年、最「文明」的、居住在肯特郡一帶的布立吞人，仍然保留著凱爾特、高盧蠻族多妻、（兄弟父子叔侄等）共妻，以及「德魯伊教」的人祭風俗，這也是凱撒將布立吞人定義為「蠻族」的主要原因。這樣的半原始部落、且部落衝突「歲無已時」的社會，能想見什麼樣的「自由」呢？
羅馬勢力在不列顛趨於穩定之後，採取懷柔、羈縻之策，以羅馬的文化、藝術、城市生活和物質享受吸引原住民布立吞人的上層階級，並任用其中對羅馬「誠心順服者擔任地方官吏，不失其舊時地位」。羅馬不列顛時代還有約克等五座自治城市，自治市臣民和地方官吏當然可得享相當的「自由」，祗是這「自由」必以臣服為前提，遠非我們所要討論的自由。
更為重要的，我們須謹記：羅馬的燦爛輝煌，除了強大的軍團與戰功，主要得自統治階級對無數鮮有歷史記載的奴隸們的殘酷壓榨——比如那些生而失去他們祖先曾擁有的、哪怕原始、粗陋、有限之「自由」的，在羅馬統治下十數代為奴隸的，大量戰敗者和底層布立吞人及其後裔——而癡迷於降維襲來的文化藝術、沉醉在羅馬化生活中的布立吞官吏和市民們，其享樂仰賴這些奴隸者多多，念其本乃同胞者幾何？
我們當然不能輕率地以今時之觀念訴諸古人，發此感慨祗是想通過對歷史另一個側面的白描，重新檢視文藝復興以降，從人文主義者、啟蒙先賢到當代（新）保守主義者對古人之「自由」的浪漫想象。
[ To Be Continued]......

本书讲述了自由的故事，解释了为什么自由与其说是“西方的”、毋宁说是“英国的”独特发明。它向我们揭示了欧亚大陆西端一角湿冷孤岛上的居民如何偶然间发现了国家是个人的公仆而非主人的观念。
这一革命性观念创造出了财产与契约的概念，反过来又推动了工业化和现代资本主义进程。在这个民族的历史上，第一次生长出了奖励创造生产、而非弱肉强食的制度；这套制度被讲英语者所携带，一路漂洋过海，或者借助殖民统治者的强制推行，或者经由忠诚的拓殖者自觉履践，在1787年的费城，以纯粹和精妙的形式凝结在美国宪法中。
自由是英语民族成功的秘密，已经成为现代人集体潜意识的一部分。今天，我们视它为理所当然，以至于常常忘记了这一价值正是繁荣与有序的基础。本书带领我们快速回顾这段历史，启迪我们思考应如何面对未来。
作者介绍

丹尼尔·汉南 Daniel Hannan，毕业于牛津大学，英国著名历史学者，政治家，专栏作家，保守党党员，欧洲议会保守与改革党团秘书长，重量级本地主义与反欧洲派倡导者。
2010年，丹尼尔·汉南 “炮轰” 首相戈登·布朗的演说视频成为当年收视率最高的政治类节目。
著有 The Plan: Twelve Months to Renew Britain(2008)，Why America Must Not Follow Europe (2011)，The New Road to Serfdom: A Letter of Warning to America (2011) 。
译者，徐爽，法学博士，现供职于中国政法大学。著有《旧王朝与新制度：清末立宪改革（1901-1911）纪事》，译有《言论的边界：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简史》等。
大卫·休谟（David Hume）

卫·休谟（David Hume，公元1711年4月26日—公元1776年8月25日），出生于苏格兰爱丁堡，毕业于爱丁堡大学，苏格兰不可知论哲学家、经济学家、历史学家。
大卫·休谟被视为是苏格兰启蒙运动以及西方哲学历史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虽然现代学者对于休谟的著作研究仅聚焦于其哲学思想上，但是他最先是以历史学家的身份成名，他所著的《英格兰史》一书在当时成为英格兰历史学界的基础著作长达60至70年。
历史学家们一般将休谟的哲学归类为彻底的怀疑主义，但一些人主张自然主义也是休谟的中心思想之一。研究休谟的学者经常将其分为那些强调怀疑成分的（例如逻辑实证主义），以及那些强调自然主义成分的人。
休谟的哲学受到经验主义者约翰·洛克和乔治·贝克莱的深刻影响，也受到一些法国作家的影响，他也吸收了各种英格兰知识分子如艾萨克·牛顿、法兰西斯·哈奇森、亚当·斯密等人的理论。

英国史

G.M-Trevelyan
英国自由主义史学家。旧译屈维廉。1876年2月16日生于英国维尔康的一个贵族家庭。其母系的叔祖为T.B.麦考莱。毕业于剑桥大学。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1927～1940年主持剑桥近代史讲座，1940年起任剑桥三一学院院长。1950年被选为达勒姆大学校长，任职至1958年。他继承辉格派史学传统，并有所修正和发展，使之适合于新的时代，故有"20世纪麦考莱"之称。断言历史的不变的本质是"故事"，史学不能进行解剖和实验，不能发现普遍的因果规律，没有实用性，只有进行思想教育的价值，不是科学。认为英国民族具有善于妥协、尊重公民自由和社会主义的特性；英国历史是一个和平而缓慢的进化过程。他在本国史的著作中热情歌颂英国历史传统和英国制度的优越性以及近四个世纪英国经济和文化的成就。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擅长叙事和描绘人物，文笔生动，引人入胜，其著作深受读者欢迎。1962年7月21日卒于剑桥。
著有《威克利夫时代的英格兰》(1899)、《改革法案的格雷爵士》(1920)、《19世纪英国史，1782～1901》（1922）、《英格兰史》(1926)及《威廉四世的七年》(195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