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苓：南开系列教育的灵魂文/杨智慧
1975年4月5日，张伯苓百年诞辰。在台北士林官邸，弥留之际的蒋介石想起逝世24年的张伯苓，题写“硕学高风”四字。当晚，蒋介石去世。张伯苓成了蒋介石生前最后一个他所怀念的人。
1951年2月23日，张伯苓在天津病逝后，周恩来总理专程来津吊唁，哀悼地说：“我来晚了。”并领衔组织治丧委员会。
1946年6月9日，张伯苓赴美治病，获母校哥伦比亚大学名誉博士学位，旅美南开校友70余人，为张校长补祝70寿诞，“学生曹禺，后学老舍”赶来贺诗一首：知道中国的，/便知道有个南开。/这不是吹，也不是嗙，/真的，天下谁人不知，/南开有个张校长……
筚路蓝缕 以启南开
张伯苓，1876年4月5日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落的塾师家庭。父亲张云藻，字久庵，不以科举功名为重，酷爱音乐，人称“琵琶张”。张伯苓随父亲启蒙，不久，父亲忙于生计，奔波于几处塾馆，遂托张伯苓于义学读书。
1891年，张伯苓考入北洋水师学堂，成了严复的学生，受严复思想影响大，启蒙新思想，接受维新变法。1894年，甲午海战，张伯苓作为优秀生代表参战，目睹战争的失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张伯苓又随通济舰前往山东，目睹了三天之间，日、中、英“国帜三易”的接收和转让仪式，饱受了这一丧权辱国的场面，决定退役，走“教育救国”之路。
张伯苓是幸运的，执教严氏家馆，馆主便是统管全国学务的学部左侍郎严修，字范孙，卓越的学者，正宗的进士，二品大员，社会地位高。
张伯苓遇到严修，便大施拳脚。张伯苓对严修无比敬仰，严修对新教育的见解，张伯苓奉为圭臬，严修又特别欣赏这个20出头的年轻小伙，家馆任他鼓捣。
张伯苓在严馆玩教育，特立独行，重点不在“四书”“五经”，而重在教授英文、数学和理化。百年前，在私塾教数理化是奇事。
更奇的是，张伯苓在严馆开展哑铃、足球、角力、跳高、拳术、自行车等体育活动，活动时，师生都改穿短裤。这在当时又是罕见之举。
胡适曾这样评价张伯苓的这段教学经历：“显露出了年轻的张老师是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
严馆的虎虎生气，引来了“天津巨贾”王奎章的羡慕，忙引聘张伯苓为自家塾师。
严、王两家学馆的任教，疯长了张伯苓更大的教育理想——办一所真正的现代学堂。
为办新学，张伯苓与严修东渡日本，考察教育，购买教具和教科书，聘请日本教师。1904年，“天津私立中学堂”正式成立，附设师范班，梅贻琦、张彭春等成了首批学生，后改“私立敬业中学堂”，张伯苓任校长。后来，乡贤郑菊如捐助15亩坟地置换一荒地“南开洼”，建校“南开中学堂”，再改“南开学校”，“南开”之名就此震动天下。
“南开”之盛，出乎意料，也增添了张伯苓的自信。他想：“普通教育仅为国民教育之初步，创办高等学校乃是国家发展的根本大计”。
为此，张伯苓再次与严修遍游美国，专门考察和学习美国的高等教育。张伯苓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师从孟禄、杜威等名师，潜心于近代教育史、教育哲学、教育行政学等课程。课余时间，考察了美国大中小学校50多所，特别注意考察私立大学，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理论。
1919年9月5、6日，南开大学新生入学考试，25日正式上课。南开中学毕业后游学日本的周恩来成了第一批学生中免试的对象。
从此以后，张伯苓的南开系列教育如火如荼。1923年，南开女中建立，1928年，南开设立小学部，1927年和1932年，张伯苓分别创办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1937年，南开被日军的炮火毁于一旦，愤怒之间，蒋介石向张伯苓表态：“南开为中国而牺牲，有中国即有南开！”于是，世界著名的西南联大，便有了南开大学的“入股”，张伯苓因之成为西南联大“三巨头”之一。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张伯苓以惊人的意志力创建了重庆南开分校。据传，参观南开中学是抗战期间来重庆的外国人既定路线，而拜访张校长又成为他们的更大期待。八十年过去了，重庆南开依然生机勃勃，独占重庆中学之鳌头。
张伯苓从创建南开始，虽曾靠着严、王两家殷厚的人脉和财源，但作为近代中国私立学校的拓荒者，张伯苓筚路蓝缕，历经艰辛，担任南开学校校长近四十年，到处求人拉赞助，人称“化缘和尚”，“挑粪工”。更有革命性高涨的学生，站着说话不腰疼：“我们不要官僚军阀、土豪劣绅的臭钱！”对此，我们的张校长说：“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由粪水浇出来的，而我愿意做那个挑粪工。”
张伯苓曾向严修表态：“宁以身殉，不为利诱，终身从事教育，不为官。”张伯苓说到就做到了，四十年来对教育的赤胆忠心证明着这一切。
允公允能 日新月异
张伯苓和严修在1920年代为南开制定的校训：“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一直被南开人铭记在心，一百年不动摇。
“公”非“本位主义的小公”，而是“集体的爱国思想”，“能”不仅是现代化的理论才能，而是实际工作的才能。“日新月异”实在比我们当前的时髦口号“与时俱进”更现代，要努力做时代的弄潮儿，成为新事物的创始者。这就是张伯苓的教育理念，这就是永远不变的南开精神。
当初，张伯苓创办南开大学，就建立了理科。与北京、上海那些只办文、法、史、地、国学等文、法科的私立大学不同，除开设文科外，还设理科和商科。这种“允公允能”的特色，在当时私立大学中是难能可贵的，更是十分前瞻的。
张伯苓的“公”“能”教育有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实践精神，南开由一所默默无闻的私立学校，而终成誉满海内外的世界名校，是其独特的教育精神所为。有人说，南开教育是爱国教育，民主教育，实用教育，或者科学教育。究其底，还是逃不出“公”“能”教育的圈子。
张伯苓的教育特色主要表现在体育、戏剧、音乐和环境等方面。
体育是张伯苓从严馆传递过来的，普及南开体育，是第一要着。南开的篮球、排球、棒球在华北、全国乃至远东运动会夺金抢银，长年不衰。张伯苓对体育情有独钟，首倡社会体育，成为“中国奥运第一人”，将奥运概念带入中国，力促刘长春首个参赛奥运，担任“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名誉会长，观摩第9届国际奥林匹克运动会，抗战胜利后，张伯苓领衔申办第15届奥运会，并预言：“奥运举办之日，就是我中华腾飞之时！”中国有奥运，感谢张伯苓！
张伯苓也是戏剧教育的拓荒者，一校之长与学生同演话剧，自编自导自演，不顾毁誉，自得其乐，终于走出了张彭春、周恩来、曹禺、黄宗江等一大批话剧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几十年后，南开学子无不骄傲地赞誉张校长是“中国话剧第一人”。
1925年，张伯苓在教育教学上进行改革，适应学生的要求，“以解决中国问题为教育目标”，以“知中国”来“服务中国”。凭借这种实业兴学的路线，在旧中国毕业即失业的时代，南开从来没有失业一说，有些学生没有毕业就被人“订货”了。
君子之风 山高水长
张伯苓办教育，以德育为万事之本，训育课亲自上。南开有著名的四十字“容止格言”：“面必净、发必理、衣必整，钮必结；头容正，肩容平，胸容宽，背容直。气象勿傲勿暴勿怠，颜色宜和宜静宜庄。”形象气质决定着一个人的未来，这就是张伯苓的教育之始。
正人先正己。一次，张校长发现学生有熏黄的手指和口袋的烟味，随即叫来这学生来校长室谈话，这学生错认了，也表示改正了，但却毫不客气地质问校长：“您叫我不抽烟，您干嘛还抽烟呢？”张伯苓一时语塞，当即把烟杆折断说：“我不抽，你也别抽”，从此以后，张伯苓彻底戒掉了曾纠缠不休的烟瘾。
当今人们办私立学校，大多出自一个目的：赚钱。而立志献身教育的张伯苓却从来不是这样的，他有一句名言：“学校私立但不私有”。当年办女中，困难重重，他节省慈母丧葬费1000多元作为创办费。
南开刚成立的几年，张伯苓既做校长又当教师，他的薪酬还是严馆标准。严修决定给他提薪，他“不惜自苦”，坚决推辞。南开大学成立，张伯苓身兼大学校长、中学校长两职，还代理中学主任，其忙碌的程度可想而知，他的工资依然不见长，董事们看不下去，坚决要求提高校长工资，而他断然拒绝。当时，正教授月薪240-330元，副教授160-240元，而我们德劭声隆的张校长，包括津贴，也不过200元，大学校长拿的是中学校长的工资！
张伯苓常说：“社会可以有贪污；学校不可以有贪污”，“社会可以有市侩，学校不可以有市侩”。张校长为南开挣下数百万产业，从没有在自己身上乱花过一分钱。在天津市内开会时，他以步代车，出差在外，坐三等车厢，住劣等旅馆，饮食粗劣，传下来的故事和佳话太多太多，纸短情长，一言难尽。
张伯苓给教授们修建了宽敞的住宅，自己却住在一个羊皮市场的简陋平房里。有一次张学良去拜访他，汽车在附近转了好长时间，最后在那一条晒满了羊皮，散发着恶臭的小路上，找到张伯苓的居所，不禁感叹唏嘘。
张学良曾请张伯苓出任天津市市长，被婉拒。最后，张伯苓应蒋介石要求，勉强就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位列“中央政治局常委”，不到三个月，因不舍南开，而被免职。
张伯苓的一生是教育的一生，他曾这样说过：“教育是我青年时期的志愿，是我中年的生命，是我老年的安慰。”张伯苓，一辈子献身于小学、中学、大学的教育，不愧为一位全面探索中国现代教育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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