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村镇发展的“空虚”与“混杂”——评薛超伟小说《水鬼》 战玉冰
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叙事话语中，乡村往往作为城市的对立面而出现。乡村与城市、传统与现代、落后与文明之间经常界限分明，甚至壁垒森严。这背后固然是经济发展与社会变革层面的城乡差异在文学领域的反映。而随着近三十年间中国经济的快速与不均衡发展，原本“城/乡”二元对立的叙事结构显然不足以表现出二者在当下中国的复杂关系与真实情况。在年轻一辈的书写者那里，他们借助自己的敏锐观察和切身感受，对新时代环境下的“城/乡”关系有了全新的体认与表现。一方面，崛起于计划经济时代的老城区、老厂区与老小区虽身处城市之中，但在新世纪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却无法跟上时代的步伐，反而要面临不断衰落甚至衰亡的必然命运，产生了诸如工业废墟和“城中村”等独特的现代/后现代城市景观，双雪涛笔下的沈阳铁西区艳粉街与王占黑的上海工人新村老小区都是对这一当代城市发展地景的书写和展示。另一方面，曾经被认为是经济落后、文化封闭的某些乡村地区，又由于现代资本的裹挟，尤其依靠土地和房地产方面的片面升值而打破了传统有关于“城市富裕、乡村贫穷”的固有想象，甚至获得了让很多城里人都羡慕不已的经济收入和物质生活条件，形成了一个个所谓“富裕村”、“富裕乡”乃至“富裕镇”。薛超伟小说《水鬼》中的故事发生地——万寿村，即在这个意义上具有了相当程度的时代典型性特征。
正如小说《水鬼》中所说，万寿村村民的迅速致富主要是依靠炒房炒股和征地补偿等收入：“不说这村，就这镇，没几个真男人，全都是吃饱了打嗝的牲口，炒房炒股一夜暴富，接下就整天坐着等征地了。”这种“一夜暴富”带来的显在结果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村民物质生活水平的迅速提升和改善，在小说里即突出表现为万寿村家家都买车——“万寿村有七百户人家，五百辆车，八宝街此时停着上百辆，其中半数装有行车记录仪。”——买车在这个小村子里显然已经成为一种潮流和普及化了的生活方式，甚至连“一握住方向盘脚就发抖”的三表哥刘杰也随大流买了一辆车，刘杰买车并不是为了自己开，只是“近年来大家一个接一个买车，不能落人后”，“买车是为了等未来媳妇”，“等一个会开车的姑娘”。
二是这种借助土地与资本的快速致富完全不同于传统意义上乡土社会依靠劳动逐步积累致富的一般模式，其在精神层面带来的结果是物质生活迅速满足后的精神空虚状态和某种好逸恶劳的自我优越感产生。这在小说中主要体现为“劳动”与“工作”在本地人生活书写中的消失，对于老一辈如杨继新而言，打牌仿佛才是他们生活的重心。而小说在表现年轻一辈如杨欣、杨照等人的生活时，也多是过年团聚、酒桌鞭炮与谈情说爱等内容。徐大龙与杨欣夫妇虽然经营着一家服装厂，但小说里他们与服装厂的唯一联系似乎只有给工人发工资，此外并没有任何劳动甚至经营方面的具体表现，即我们可以说他们和工厂之间的联系更多仍是资本意义上而非劳动意义上的。又如杨照面对着“外地”女友陈宁月兼职在鞋店和奶茶店打工似乎也有着某种隐隐的不屑和不满情绪，而这种情绪背后所隐藏的二人之间价值观的深层差异也最终造成了他们的分手。
回过头来看，“车”与“女友”也正好构成了贯穿小说全篇的两条最为重要的叙事主线。因为车，才有了孙卫国儿子用擦炮炸伤了赖天明汽车真皮座椅并被赖天明殴打致死、才有了孙卫国新年划车报复社会后投河自杀、才有了徐大龙因试图调解赖天明与他人汽车刮擦的纠纷而引发了一系列更为严重的斗殴等等故事。可以说，小说里集中表现暴力与死亡的情节段落都是围绕着“车”而展开的。在这个意义上，“车”作为万寿村村民迅速致富后的物质表现，似乎也象征了某种资本与财富所带来或放大的人性扭曲与社会之恶，它可以反噬乡土社会中和谐的乡里之情与淳朴的人性之美，其具体表现为本乡/外乡、富裕/贫穷之间的阶层对立和矛盾的加剧，以及与物质财富增长相伴而生的某种社会戾气的出现和强化。
相比于和“车”相关的暴力叙事和现实冲突，及其表现方式上的更加显性和直接，《水鬼》中“女友”这条故事线索中更多体现出的是情感叙事与精神冲突，其表现方式也更为隐性和含蓄。小说里杨照和其女友陈宁月看上去一直在卿卿我我、如胶似漆，但平顺的感情叙事下面却隐藏了很多细小却深层的冲突，比如杨照对陈宁月兼职打工的不满。这一方面当然是因为二者经济收入水平间的差异所致，杨照在小说里是典型的衣食无忧的“本地人”代表，而陈宁月则是一个“外地人”，并且“她说她家收入不高的”。这种“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在小说中可谓无处不在：小说开头“本地人”联防队的王亮意识到孙卫国是个外地人，便提高警觉，追问了一句“你他妈干嘛呢？”；无独有偶，杨照自己弄花了车后不敢和父亲说实话，父亲的第一反应也是“外地人用钥匙划的吧”；此外，小说里借助本地人之口转述的赵老三喝农药的故事里，外地人也是一副吝啬且得理不饶人的形象；而与小说感情叙事线索最密切相关的是杨照在向家里人介绍自己女朋友时非常谨慎小心，因为他深知“外地人”在他们心目中是“一个中性又带贬义的称呼”，其实在杨照自己的潜意识中，“外地人”的含义和形象又何尝不是如此。小说里“本地人”对“外地人”的歧视和“消极想象”，绝不仅仅是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说的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对于本地人的信赖和外来游手好闲者的排斥。恰恰相反，这其中更是包含了一种经济发展，甚至暴富之后的自我优越感产生以及一种俯视外来者的自觉或不自觉态度（之所以说“恰恰相反”，是因为小说中本地人才是真正的“游手好闲者”），正如小说中所说：“市政规划早已延伸向那里，再过二十年，万寿村就位于这个城市中心的位置”，“他们处在这里。他们得以提前养成俯视的习惯”。
另一方面，杨照与陈宁月之间的矛盾还体现为二者深层精神状态之间的差异，作为“穷学生”与外来者的陈宁月，想要获得更好的生活就必须努力兼职、努力工作，她也因此获得了某种精神上的充实感，并且会为了一些小的细节而感到快乐。比如当她发现“一种她没见过的新奇糕点”，会“骄傲地喂杨照吃”，其中的“骄傲”二字传神地体现出了陈宁月善于从生活细节中找寻并品味快乐，这是一种积极投入生活之中的人才会感受到的快乐。相反，衣食无忧的杨照则在物质满足的情况下陷入了某种精神空虚的状态，整篇小说里他除了去银行帮助堂姐杨欣“保驾护航”取了一次现金之外，几乎没做过任何“正经事”，而面对女友满心欢喜地递上来的新奇糕点，也不过以一句“我当是什么，就是状元糕嘛”来略带不屑地打发掉。在这样一个吃糕点的细节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作为不断奋进的陈宁月始终保持着从生活中发现点滴快乐的积极心态与能力，而由于物质满足而丧失了生活奋斗目标与动力的杨照也随之丧失了对这些生活细节快乐的感受力。甚至小说里杨照还曾因为自己睡觉误了接女友的时间且心里一时犯懒，就编造了一系列理由来谎骗女友而不去接她。这种种细节背后体现出的是杨照精神空虚与怠惰心理惯性和陈宁月积极生活状态之间的根本性差异。我们或许可以说，本地人与外地人、家里有钱与否的差异只是他们分手的外在因素或表面因素，而正是由于这种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层面的差异，才最终成为了杨照与陈宁月分手的必然因素或根本原因。
最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这种过于迅速的“一夜暴富”所带来的结果是物质生活过快发展，以至于精神文化观念无法同步跟上所形成的某种断裂和混杂，即万寿村在很多地方已经发达到堪比城市，而在很多地方又表现出浓厚的传统乡村特征。比如杨欣在给厂里工人发工资的细节在这个意义上就很值得玩味：一方面是服装厂发工资要发现金，因为“他们认不来卡，认得来的，也觉得钱拿在手里踏实”，这是典型的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对钱的理解和直观感受；另一方面，这个不采用现代工资发放手段（通过银行卡发工资）的服装厂竟然采用了一般只有城里企业才会采取的年终奖制度。而更有趣的是，服装厂之所以采用现代年终奖制度竟然是为了避免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在年底向东家借钱的习惯而已。在现代的服装工厂中，“不仅是裁床、包装，连做车位的也大多是男的，一边闲聊着，一边踩着缝纫机，密密地缝着。杨照觉得有些好笑，又有些庄严。女工都跑哪里去了？男耕女织的生活在颠倒，天翻地覆了。”但在薪酬发放的逻辑关系上，现代工厂老板与工人之间的关系竟然和传统乡土社会中地主与佃户之间的关系别无二致，传统与现代就以这样混杂的形式交织在了一起，最终形成了大龙服装厂一套独特的薪酬发放方式和手段。
或许我们还可以在小说中对这种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混杂”状态找到更为形象的隐喻：在八宝街上，一方面数百台私家车都安装有行车记录仪，而“无论是汽车的记录仪，还是民居门台下的摄像头”，甚至于“最近村里还在安装公共防盗监控，三街八巷都设防，大白天也亮着白炽灯，不知是系统混乱，还是怕摄像不清”，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宛如《1984》中所描述的“一个严密的监控网络”；另一方面，在杨家和赖天明打架时，无数村民过来围观，两侧楼上“窗口悬挂出好些个脑袋”，大家看的不亦乐乎，甚至还有人扔下鞭炮来“搅乱局面”，这完全又回归到了传统乡土社会中人们聚众看热闹的状态，或者让人不由得联想到鲁迅所批判的传统中国人的“看客”心理。
“1984”与“看客精神”、现代监控与传统围观、都市生活水平与乡村心理状态、物质迅速满足与精神极度空虚在这里交汇合流，形成了当代中国部分富裕农村地区发展的一幅独特生活与文化图景。而这幅图景正像小说开头第一段所描绘的那样，象征着经济生活与物质文明的“上百束烟花一次次插入穹顶”，而其随之带来的却是一种精神领域的空虚之感，“硝烟、粉尘、云上的纸屑，带着祝福轻盈地飘下来，天地间烟波浩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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