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第一届“经学传统与中国思想”工作坊纪要
来源：“中山大学哲学系”微信公众号孔子二五七零年岁次己亥九月廿五日癸巳耶稣2019年10月23日
近年来，经学逐渐成为中国哲学和思想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文献学、史学等领域中也积累了丰富的研究成果。如何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掘经学的思想资源，如何更为契合的理解古代经典与古典传统，已经成为经学研究中的重要问题。
有鉴于此，“经学传统与中国思想”工作坊旨在为各地经学研究者搭建对话与交流的平台，凝聚不同学科间的研究力量，共同挖掘和贡献有价值的经学议题，进一步增强经学研究的活力与影响力。
近日，第一届“经学传统与中国思想”工作坊顺利召开，中山大学广州校区与珠海校区哲学系的多位学者参加，就《礼》学、《春秋》学、郑学，及考据学的方法等论题展开深入细致的研讨。
在报告发言开始前，中山大学哲学系刘伟老师与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秦际明老师先后为本届工作坊致辞。
刘伟老师充分肯定工作坊发言主题广泛涉及法制史、哲学、文学等论域，指出经学自身的特点决定其研究必须通过文史哲不同视野之间的相互交流、合作和激发共同推进，并倡议在各学科、各校区之间形成更为普遍和深入的交流，积极整合校内学术资源，提高交流意识。
对此，秦际明老师表示十分赞同，期待在经学研究中实现多领域、跨学科的合作与讨论，提倡加强各院系之间的学术交流，并指出经学研究的意义可以在“政教”问题下予以理解，本工作坊的主题不仅契合中国哲学学科的发展建设的需要，也体现出近十年来中国哲学学科研究的转向。
第一场讨论在中山大学哲学系杨青华博士的主持下正式开始。中山大学博雅学院冯茜博士发表《经典、习俗与礼法：对丧服“嫡孙承重”的长时段考察》的报告，她通过厘清日本法史学家仁井田升和滋贺秀三在中国古代继嗣原则问题上的不同观点，系统梳理魏晋至明清的文献和史料，集中考察了“嫡孙承重”服制的历史演变及其所根植的嫡孙承祀的宗法原理，认为滋贺秀三继承理论中有关承嗣、承财的一体性及其对“兄弟一体”的理解仍有待商榷，并由此进一步思考经典、习俗与礼法的关系，礼与自然的关系等问题。
中山大学博雅学院王利博士发表《戴震“横被四表”之说在清代的影响》的报告，他以戴震对《尚书·尧典》“光被四表”之“光”的训释为中心，详细梳理和分析多位戴震之后的清代学者对“光被四表”的解释、论述思路和方法，一方面阐明清人对戴说的接受、发挥与误解，指出造成这种误解的根本原因在于对“事实”（历史）与“价值”（经义）的混淆，另一方面也承认清人做出的巨大贡献，不仅挖掘出丰富的材料，为语言文字学的独立创造条件，戴震的推理论证也体现出理性主义的光辉。
随后，中山大学哲学系周春健老师、张丰乾老师、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毛朝晖老师依次对两个报告进行详细评议。
评议老师认为冯茜博士的论文立足文献，考证详实，而且紧扣学术前沿，是一篇质量很高的学术论文。但所讨论的问题时间跨度大，在一些具体的时段可稍作补充，如讨论南北朝时期的相关问题时，多聚焦于北朝，对于南朝的相关问题关注不够；另外，标题为“长时段”也容易产生歧义。
评议老师认为王利博士的文章梳理细致，体现出了扎实的文献与语言文字学功底，但文章结构需要进一步调整，而不是简单的材料罗列，要以问题为中心来统摄材料；另外，总结部分对戴震学术思想的评价，在学理及表述上均应再斟酌考虑。
第二场讨论在冯茜博士的主持下进行。中山大学哲学系黄少微博士作《郑玄的贤能思想研究》的发言，她通过释读和对比《诗经·文王》、〈棫朴〉、〈关雎〉、〈维天之命〉等篇中毛传与郑笺在文王“作人”和“后妃之德”解释上的明显差异，指出与毛传倾向于将良好的秩序生活根基于个人内心本有德性的理路不同，郑玄强调个人德性的自我成长并不能作为良好秩序的基础，礼俗生活的重建除依靠道德教化之外，更需要通过一套强制性政制得以实现，而王者受命后法天而制的贤能体系是其中的关键；因此，郑玄十分强调贤能对于塑造和完善“政”的意义，刻意区分贤能的不同层次，要求君主与在位之贤人共同尚贤，由此保证天命的拥有和维系。
杨青华博士作《〈春秋〉始隐问题考论》的发言，他聚焦于“《春秋》何始乎隐”这一经学史上的重要命题，通过细致梳理包括杜预、范宁在内的汉唐注疏，宋代学者的解释，以及顾炎武、章太炎等人的看法，认为传统上或从为后王立法的角度将“始隐”与孔子作《春秋》的联系起来，或由“《诗》亡然后《春秋》作”的提示将“始隐”与东周初年天下“无王”的政教形势联系起来，或从史学立场进行的理解，均未能完全解决《春秋》“始隐”问题；
他认为，“始隐”问题应与“《诗》亡”、“《春秋》作”两个问题一起理解，并依据《史记》、《左传》、《穀梁传》、《诗经》等文献中的史料，从历史的场景出发，细致分析鲁国隐公、桓公之际的人和事，发现“隐、桓之际”恰为鲁国历史的一大节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等关系开始发生混乱，是鲁国伦理开始败坏的时代，因此应从伦理的角度对“始隐”问题进行理解，也正因儒家倡导的亲亲、尊尊之义在鲁国，尤其在隐桓之际走向崩溃，孔子作《春秋》以强调之。
随后，中山大学哲学系李长春老师、刘伟老师、秦际明老师依次对两个报告做出细致的评议，并由报告人进行回应。
评议老师们认为黄少微的文章对郑玄的贤能思想进行考察，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也是郑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但文章题目可以再斟酌，且论文题目略大，仅仅一篇小论文是否能够完整勾勒出郑玄的贤能观念，另外郑玄的贤能思想在汉代是否具有典型性，以及郑玄贤能思想的提出有什么样的社会及思想史背景，这些都需要纳入考察。
评议老师认为杨青华的论文对《春秋》始隐问题进行探讨，此确为经学史上一个重要问题，但对于始隐问题是从经学，还是历史哲学角度的考察，有一定的差异，并且“始隐”问题与孔子作《春秋》是否就是一个问题，孟子“《诗》亡然后《春秋》作”是否可以纳入始隐问题，也是需要重新考虑，因而写作思路可能需要进行调整。
最后，周春健老师与张丰乾老师为本届工作坊进行总结发言。周春健老师指出：工作坊这种学术交流形式非常好。我们工作坊规模不大，能够切磋琢磨，充分发表意见，一个人的文章三位老师评论，对文章讨论得非常充分，而且文章质量都较高，关注的问题非常前沿。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这样的活动，形成凝聚力，尤其是这样的工作坊，虽然规模不大，但反映了当前学界的一种倾向，而接下来就是如何将其常态化。
我们这一次的主标题是“经学传统与中国思想”，四位老师从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出发，其中有共通之处，但领域明显是不一样的。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以后当然也可以尝试不同的方式。等到条件成熟的时候，也许我们可以办一个刊物，在全国产生更大的影响。这个工作坊规模不大，但在长春老师等的指导，青华具体操办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张丰乾老师说，经学研究现在成了比较热门的学问，需要高度关注。他刚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一个会议，是讨论“古史辨”运动的。“古史辨”其实是有“六经皆史”的背景，《诗》、《书》、《礼》、《乐》、《易》、《春秋》，这六经其实是诸子百家共同的思想资源，被归属于儒家的经典系统是有偏颇的。而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还有道教、佛教的经典，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经典也早被翻译成汉语，在各自的信众中具有神圣性。
我们一方面强调经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还是要注意到经学系统的构成是多样的，而经学模式的演变也是复杂的，经学中的具体问题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包括有些学者所讲的“新四书”、“新五经”都涉及到经典系统的重构问题。“经”本身的意思是一切价值理念和行为方式的根据。
文史哲学科有必要从进一步从经学的角度出发，去打破现代学科的壁垒。今天做发表的几位同仁的选题都具有明显的经学特征，也很好地借鉴了现代学术的方法。但是，在具体的问题上还需要精雕细琢。他也引用了段玉裁讲的话，与大家一起共勉，即“以经证字，以字证经，为百世不移之法。”
大家认为，首届“经学传统与中国思想”工作坊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并产生了超出预期的效果，期待在第二届的工作坊中取得更大成绩。
刘伟、秦际明｜我们为什么要推进经学研究
刘伟：
安排我发言，我有点意外。其实，如果请周老师和长春兄致辞，可能更合适，他们更了解这个工作坊的缘起。既然没法推辞，我就简单说一下我个人的三点看法。
第一，目前学界关于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种是以问题为导向强调学科交叉融合的通识教育，一种是基于现代学术建制强调学科分化的专业教育。通识教育预设的是，任何时代都有一些重要的问题需要解决，而人类生活本身则有一些根本问题需要面对。
我相信，任何重要问题都需要不同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参与、共同努力，才能有所推进。此外，中山大学是国内通识教育最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我们这些中大的年轻学人有责任有义务推动我校通识教育的继续发展。
第二，回到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经学这门学科的特点，决定了它不能被文史哲哪一个学科单独消化，而需要各学科之间充分交流、通力合作、相互激发。我们这次工作坊论域很广，讨论的问题涵盖了法制史、思想史、哲学、文学等学科，充分说明了经学没法被某一个学科单独消化，这也是我们今天举办这个工作坊的意义所在。
第三，我们中山大学有着三校区、五校园的规模，人文社科各个学科实力雄厚，但是学科之间交流的力度不够，交流的意识也不够。这点和北京、上海的高校比，有明显的差距。如果能把这些优势资源调动整合起来，进行充分交流和讨论，对于各个学科、我们每位老师都是有利的。
最后，感谢各位老师的参与，感谢青华的召集，预祝工作坊圆满成功。
秦际明：
非常荣幸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学习。我们中山大学有非常深厚的经学、哲学和文史研究的传统。我们哲学系（珠海）作为一个新建院系，需要向诸位多多请教，有这样一个机会很高兴。
像刘老师刚刚所说，经学研究需要多学科的交流与合作，我们中山大学在经学研究的跨领域、跨院系合作研讨是非常有利的。北京、上海不同学校之间做的学术交流很多，而我们在一个学校内就能做到这样的学术交流，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好的。
我们这一次三个院系之间的学术交流以“经学传统与中国思想”为主题，非常恰当地体现了我们中国哲学学科的前沿发展和近十几年来中国哲学研究的转向。在我上研究生时，很多同学写硕士、博士论文就已经转到了经学研究上来。
我自己硕士阶段在学习外国哲学的时候就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所习得的哲学理论对于我们当前的中国社会意义在哪里。当时我是认为我们对西方观念的理解和掌握其实比我们自己对中国传统的了解反倒要多很多。
很多本科生阅读过柏拉图的对话，我们会读《论语》，但能够通读的很少，基本上没有人去读《尚书》《春秋》，甚至没读过《孝经》。具体到不同专业，我们对西方法律思想史和政治思想史的了解比对中国的法制传统和政治传统要多得多。
在学习西方的对比之下，我们可能对自身的文明传统反而陌生了。当然，在当前以西方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中，中国文明传统的位置在哪里，如果获得学界所理解、所认可的学理表达，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问题。
无论如何，我们首先要理解我们自身的传统。所以我在博士阶段转到了经学领域，在现在看来，对于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选择。我们中大哲学系（珠海）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引导下致力于世界文明的比较研究，通过经学理解我们自身的文明传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础。
在我们的发展道路上，之所以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整合我们自身的中华文明传统。我觉得我们经学的研究，如果能够在文明的尺度上把这个问题阐发好，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世界文明，意义都是非常重大的。最后，感谢哲学系、博雅学院的组织。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慊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