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3日上午，在沙特阿卜杜勒·阿齐兹国王公共图书馆北京大学分馆B1报告厅举行了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年会暨新中国阿拉伯文学翻译与研究研讨会。

第一时段的研讨由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葛铁鹰教授主持，共有5位参会代表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学者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薛庆国教授，发言主题为《新中国70年对阿拉伯文学的译介》。薛庆国教授对多年来中、阿文学之间的交流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对文学翻译的总体情况进行了回顾：第一部译成中文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是近古时期埃及诗人蒲绥里的宗教颂诗，中文译为《天方诗经》，从《天方诗经》到新中国成立之前，因为我国当时从事阿拉伯语工作的人数较少，并且穆斯林学者占多数，更多地对宗教文化较为热衷，因此文学方面翻译的成果不是很多，但是也有部分出色的译作，比如《一千零一夜》和纪伯伦的《先知》等。

薛庆国教授将新中国成立到现在的70年内的翻译情况分为四个阶段：一、新中国成立到文革前夕，世界各地受压迫的民族争取独立解放，中国翻译出版了几部爱国反帝题材的诗集，除此之外，也翻译了其它地区比如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苏丹、巴勒斯坦、科威特等国家作家的作品，这一阶段的翻译作品大部分从英语、德语等外文转译。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阿拉伯语工作者也已开始从阿拉伯语翻译作品。二、改革开放以后，从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叶，中国对包括阿拉伯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出版社可以不受约束地翻译任何作品，因此在这个阶段，对阿拉伯文学特别是现代阿拉伯文学的译介达到高潮，尤其对埃及以及黎巴嫩作家的作品翻译较多，除此之外，也翻译了其它地区比如叙利亚、利比亚、突尼斯、苏丹、巴勒斯坦，科威特等国家的作家的作品，搜集阿拉伯各国作家短篇小说的散文集诗选等等。三、从90年代后半叶到2010年前后的十几年，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席卷了中国，中国重视版权合法性，出版社选择书目时主要考虑图书的市场效应，十多年间出版的翻译作品只有大概80种。四、最近十年内，由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积累和国家实力更加雄厚，也更加重视对外文化交流，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倡议，把人文交流，民意相通列为重要内容，所以许多图书译介出版计划都得到了国家的资助。此外，由于“911”以及“阿拉伯之春”重大事件的爆发，提升了中国公众对中东的兴趣，中国读者开始将文学视为了解中东阿拉伯社会文化的途径。
薛庆国教授指出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阿拉伯语翻译出现了三个热点，一是纪伯伦热，到现在已经出版了三套全集。二是《一千零一夜》，三是最近几年阿多尼斯诗歌在中国的接受程度。目前阿多尼斯的作品已经出版了五部，四个诗选集和一个散文选，其中有一本已经重印30多次，其受欢迎程度由此可见。薛庆国还指出阿拉伯文学在中国的翻译存在的一些问题：一、对古典文学的重视还不够。二、对海湾以及马格里布地区的作品译介不多，对戏剧的翻译比较少。三、翻译的质量仍需提高。
第二位发言的学者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会长、上海外国语大学蔡伟良教授，发言主题为“译者谈《竹竿》”。蔡伟良教授指出科威特小说《竹竿》得奖的关键是小说的题材。小说聚焦的是科威特的菲佣问题。此问题历经了很长时间，并且引起了科威特埃米尔的重视。作家从文学的角度进行阐释，使其变成了寻根问题和菲佣问题。菲佣问题不仅存在于科威特，而且也存在于在整个海湾国家，一些短篇、中篇以及长篇小说都有涉及过这个话题，写好这个题目并不容易。《竹竿》的作者站位较高。作者没有使用白描的手段讲述主人公的寻根故事，而是把寻根当作故事叙述的基础，以一个作家的口气批判了导致菲佣之子悲剧产生的传统。小说能够直面科威特的传统观念，不时地予以批评和讽刺。此外，小说虽以寻根为主题，但涉及到的社会问题有很多，包括文化多元化问题、社会阶层矛盾问题、妇女问题、宗教问题、非婚子女的问题、无国籍问题等。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在小说中融入了许多民间传说、神话以及宗教故事等元素，以此来观照当下，进而引发人们对不尽如人意的现实生活的思考。

蔡伟良教授指出，小说中有名有姓的人物达到三十几位，使得情景跌宕，通过主人公的交流与对白，在不断的时空交替中形成多了声部的效果，保持了作品的鲜活性和灵动性。正因为有比较多的对白和独白，使得作品的语言风格显得比较朴素，也强化了故事的真实性。作者在人物的名字方面多有考虑，比如主人公的家族在科威特是确实存在的，除此，作者在小说开始前为读者设置了一个善意的骗局，让读者以为本部小说是作者的自传，这更加增添了故事的真实性。而后，蔡伟良教授引用作者的一段话来分析小说取名《竹竿》的原因，作者希望菲佣之子可以在新的土地上无根地去寻找，不要对自己的身份和过去过于纠结，无身份状态的迷茫，孤独以及痛苦在小说里表现地淋漓尽致，体现了作者本人对科威特社会改变的呼吁，充满着对未来的期待，亦留给读者很大的问号。最后，蔡伟良教授进行总结，小说《竹竿》的语言风格朴实无华，虽然非常清淡，但却淡中有味，淡而不寡，且饱含深意，较少的心理描写是这部小说基本的语言风格。
第三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宗笑飞研究员，发言主题为“博尔赫斯和《一千零一夜》”。宗笑飞研究员指出，博尔赫斯被称为“作家们的作家”。这个“美誉”最初是拉美左翼知识分子对他的批评。博尔赫斯一生与书为伍，《一千零一夜》是他童年时期接触得最早也是毕生最钟爱的文学名著。在80多年的时间里，他认真研读过的《一千零一夜》译本多达十种，他对这些译本仔细阅读，有自己中肯的分析，他对十个版本进行了细致的辨析和比较，对每种译本的语言和翻译特点把握准确。对《一千零一夜》的喜爱也反映到他后期的创作中，成为他重要的创作源泉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博尔赫斯直接以《一千零一夜》命名的或者是模仿的共20余种。《一千零一夜》让东方对于博尔赫斯有了温度，并且是一个由魔法构成的奇幻世界，这个世界让西方世界改变了想象的维度。博尔赫斯认为，《一千零一夜》是涌入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梦境，像一个永无止境、周而复始的长梦。在他看来，生活是一个梦，是永无止境的循环和延续，而这个永恒和循环以及时间和空间无限延伸的梦境成为了博尔赫斯文学创作不可或缺的主题。而后宗笑飞研究员分析了博尔赫斯对书名感兴趣的原因，提出了博尔赫斯对《一千零一夜》情有独钟的几点分析。最后，宗笑飞研究员指出，总体来说，博尔赫斯对《一千零一夜》的认知更多的是感性上的，对他的文学创作的一些文本的比较需要仔细地甄别。但不可否认，博尔赫斯是拉美文学界中对《一千零一夜》直接关注的为数不多的作家之一。

第四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邹兰芳教授，发言主题为《对阿拉伯古诗美学的重新审视和评估》。邹兰芳谈及了以此题目写作的渊源以及原因，提出要重新审视阿拉伯诗歌遗产，以便达到新的理解，本着这种理解，对其美学意义进行重新评估：诗歌的嬗变并非仅仅是形式之变、表达方式之变，更重要的是理念之变。用永恒超越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估阿拉伯古诗的创作和成果，如此，创作的价值不仅囿于当时的历史语境，更蕴含在人类不断挖掘自我、自我革命、自我创新的现代意义。而后，邹兰芳教授从语言和民族的诞生、阿拉伯人的精神地理以及古代诗人的品格几个层面进行了分析，并引用阿多尼斯的话语对其进行论述，指出阿拉伯语是思想与感情的统一，是阿拉伯身份的首要象征和保障。在悬诗中可以发现地域环境造就了阿拉伯人的精神地理及其内涵。
第五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余玉萍教授，发言主题为“《竹竿》的认知诗学解读”。余玉萍教授首先谈及选择用认知诗学进行解读的原因，从认知诗学切入小说《竹竿》不仅可以全面地理解主人公身份认同危机的缘起，深刻把握文本的思想主题，而且对于文化开放性和包容性的呼吁具有重要作用，也可以体会到作者叙事的匠心独运。余玉萍教授从范畴化认知诗学角度阐释主人公身份认同的缘起，作者以第一人称叙事，开头便调侃自己的名字，而名字作为一种符号，是对世间人、物、事的称谓和表述，从本质上讲不可能有无意义的符号，也不可能有无所指的能指，名字是一个人建立身份认同的载体，不仅是个体与他人进行区分的途径，其背后还不同程度地透露出名字主人的国籍、民族、性别、族裔和宗教信仰等诸多的身份信息，作者认为哪个名字对他而言都了无意义，该符号无法为他承载明确的身份内涵。菲律宾是一个文化多元，人种混杂的社会，由于史上曾遭受欧洲殖民的关系，不乏与西班牙人等欧洲人混血的菲律宾人。作为与阿拉伯人混血的菲律宾人，是另类与边缘人的代表，并且自己具有深刻的心理认知。
而后，余玉萍教授详细分析了“竹子”意象，从社会认知学的角度，将其理解为一种超越社会认同的个人认同，将“竹子”理解为“移动”，作者以自己的方式认识宗教，体现了其在社会认同失败后，将焦点转为个人身份认同的一个重要步骤，竹子成为作者个人认同的意象符号。余玉萍教授结合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霍米巴巴的理论和法国当代空间学家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块茎”理论解释竹子的意向为何是积极的。最后，余玉萍教授运用图形背景理论阐释小说中将科威特与菲律宾共同呈现的方式。
 
第二时段的主持人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张洪仪教授，在此时段共六位参会代表发言。
第一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伦敦大学亚非学院欧阳文津教授，发言主题为《21世纪阿拉伯小说发展及其在英语世界的翻译》。欧阳教授从对文本的定义以及对作者的看法两个方面进行分享。选择21世纪小说的发展及其与翻译的密切关系来讨论此问题，有利于重新考虑对文本以及作者的定义。欧阳教授以伊拉克女作家海法·詹佳娜（HAIFA ZANGANA）的作品《监狱回忆录》为例，讲述其文本塑造以及出版过程，并且指出很多研究者都将文本当成权威，对文本以及作者有所定义。最后，欧阳文津教授再次强调对文本定义以及对作家看法的重要性。

第二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葛铁鹰教授，发言主题为《阿拉伯典籍汉译的现状和前景》。葛铁鹰教授指出阿拉伯古籍在中国的翻译最早追溯到《古兰经》零星的翻译，第一部成书的汉译阿拉伯典籍是《天方诗经》，最初的册本是四册，主要特点是中阿合译，模仿诗经。1927年，《古兰经》第一个全译本（译者铁铮）出现，而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专业创始人马坚先生翻译的《古兰经》被公认为是最权威版本。另外，关于阿拉伯经典古籍《圣训》，最早有庞士谦先生翻译的四十段圣谕。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阿拉伯语创始人马宏毅先生翻译的《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是中国第一个把《圣训》翻译在十万字以上并且单独出版的版本，在《圣训》的翻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近年来，《圣训》的翻译比较兴盛，六大圣训集全部翻译完毕。记述中国情况最早的一部阿拉伯文著作《苏莱曼东游记》，1927年由北京大学的刘半农先生与其女儿刘小慧女士合译，1983年出版《中国印度见闻录》。葛铁鹰教授认为上世纪40年代纳训先生翻译的《天方夜谭》，以及新世纪李振中先生翻译出版的《历史绪论》皆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1963年出版的《论灵魂》是唯一一部列入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影响较大的著作。1999年出版的《哈义·本·叶格赞的故事》，由王复教授与陆孝修教授合译，两位教授在阿拉伯典籍汉译中做出重要贡献。1998年出版的《黄金草原》虽译自法文，但学术意义重大。葛铁鹰强调阿拉伯汉译古籍翻译工作应不断推进。
第三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北京外国语大学阿拉伯学院尤梅副教授，发言主题为《虚构与真实：2018年阿拉伯文学研究》。尤梅副教授分别从“革命”、战争、苏非神秘主义以及非虚构等4个方面简要谈及2018年文学所具备的特点。在第一层面中，尤梅提及一些阿拉伯国家在所谓的社会转型过程当中，进一步深陷动乱与失败的泥沼，2018年底在突尼斯以及2019年初在阿尔及利亚的动乱，让世界目光再次聚焦中东，在此大背景下，反思革命必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阿拉伯文学创作的主题。尤梅副教授以3部埃及小说《掉落的手指》（????? ???????）、《恍惚的共和国》（???????????）以及《此处肉体》 （????????）为例进行详细的分析，并且指出选择3部埃及小说为例，是由于阿拉伯文学对于革命的反思在埃及体现较为明显，创作手法更具艺术性。在第二层面中，尤梅谈及战争是当代阿拉伯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阿拉伯作家秉持良知和责任感坚持对战争以及其中的人性进行剖析和反思，并且阿拉伯文坛最近对于短篇小说的创作给与越来越多的关注，阿拉伯出版界对于短篇小说的出版热情亦逐渐升高，在不同的阿拉伯国家出现了不同规模的短篇小说创作工作坊，为作家们探讨短篇小说创作艺术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在第三层面中，尤梅指出，近年来以苏非神秘主义为题材的小说数量有所增长，这些小说的主人公大都比较彷徨，在寻找自我价值的过程当中经历了挣扎和历练，最后完成灵魂上的蜕变。在第四层面，尤梅副教授指出非虚构的作品逐渐走进大众视野，主题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扩展到虚构文学比较少涉及的话题，比如日常生活以及阅读等等。尤梅认为，2018年的阿拉伯文学总体上保持了一如既往的活跃状态，同时又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点。2018年的阿拉伯文学，在虚构与真实之间完成了它的使命。
第四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南方科技大学研究助理教授钱艾琳，发言主题为《阿拉伯文学中的旧居和废宫》。首先，钱艾琳老师以阿拉伯半岛的南北地区为界，分析了南北阿拉伯人的差别，南北阿拉伯人在生活习惯以及语言上有明显的差异。而后，她以图片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希木叶尔王国建立的雾木丹宫，让听众了解到王国喜爱建造高层堡宫的风俗。1986年，雾木丹宫作为也门萨那古城的故址被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迁居到北方的南阿拉伯人，也保持了大兴土木的传统。之后，钱艾琳以贾希利叶时期的悬诗为例，指出荒漠上的情人旧居是长诗的一大标识，纳西布的内容不一定真实，但它是一段个人历史的展现，并且这些故诗中的旧居往往带有女性特征，不仅因为旧居曾经属于情人，而且可以抚慰和包容漂泊回归的诗人。钱艾琳还提及《古兰经》黎明章第七节中曾经提到阿德部落建有高柱的伊莱姆城，展现了南阿拉伯人的建筑神话的想象。
第五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青海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李瑾副教授，发言主题为《浅析沙特阿拉伯当代文学的叙事主题》。李瑾指出，沙特阿拉伯当代文学的表现形式有多种，其中包括诗歌、小说（短篇以及长篇小说）、电影以及戏剧等，它们对于现实的揭露，对于社会的批判，对于进步的渴望都是一致的，也正是因为这些揭露、批判与渴望，形成了一股推动社会向前的力量，促使其立足于自身的根基之上，不断结合外在的环境进行调整，与顺应时代和自我的发展需求，但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遇到些许问题：首先，传统力量强大，令人面对现实的遭遇无可奈何，梦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充满了讽刺，不少作家对这一现象有所刻画；其次，从既往的失声、无语到作家笔下的发声、呐喊，女性声音不断出现；第三，在近四十年间文学发展的历程中，他者文化的不断冲击，令沙特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接受他者到何种程度，自我改变到何程度，在“他者”和“自我”之间的彷徨和反思是国家要思考的问题，更是作为有识之士的文学家们应该思考的问题。随后，李瑾就现实和梦想反差中的讽刺、失声和呐喊斗争中的女性声音以及“他者”和“自我”彷徨中的反思这三个叙述主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且给予总结：过去的固守和对当下的完全服从都不会是沙特所要遵循的道路，在坚持自身的沙漠属性和伊斯兰宗教的前提下，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进行不触及底线的改变将会是沙特的发展趋势和方向，而且越来越多的叙事主题必将会伴随着沙特社会的转型而慢慢出现。
第六位发言的参会代表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外语学院林哲，发言主题为《迷失在旷野中的阿拉伯“新女性”——以萨哈尔·哈利法小说中的探讨为例》。在简要介绍作家之后，林哲对“新女性”的概念进行了廓清，并且对萨哈尔·哈利法笔下的“新女性”形象进行详细的阐释。而后，林哲对“不切实际”的含义进行阐释，其第一层含义是这些女性不愿和带有鲜明男权色彩的现实合作，不愿适应现实并成为现实的一部分；第二层含义是女性的抵抗方式是消极的，这种方式无法逃避社会现实；第三层含义是女主人公虽然痛恨男权框架下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制度，但却无法真正走出家庭，作为独立女性生活，这是她在婚姻中的从属地位和对丈夫的绝对依附造成的。而一部分已经踏入社会，取得独立经济能力的女性，她们除了自食其力之外，也进入到了巴勒斯坦民族斗争的洪流之中。无论是在家庭妇女还是职业女性身上，都存在明显的脱节现象，在家庭女性身上表现的是追求自由的天性解放和害怕脱离男权豢养这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在革命女性身上表现为民族解放和妇女解放事业之间的断裂。林哲认为，小说中对这些妇女的彷徨状态进行了呈现，也向我们指明了在确定方向之后，自我建构的道路虽然荆棘丛生，却仍是女性唯一的通途。
第三时段讨论由中国阿拉伯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薛庆国教授主持。首先进行发言的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士研究生任宏智，他发言的题目是“当代伊拉克战争小说研究”。他提出，伊拉克战争之后，战争题材文学作品应运而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国家伊战文学作品的启示。他发现，伊拉克战争小说大都以被入侵者、战争受害者的叙述视角和更为复杂深远的叙事维度，对伊拉克所经历的各种战争进行文学再现。他指出，在后萨达姆时代伊拉克战争题材小说创作规模宏大，这种局面的产生是由于不同身份认同的作家的集体书写。他从创作时间、性别、创作空间和文化身份等几个方面将这一题材的作家群体进行不同的分类，同时，他指出，这些作品叙事主题多元，主要涉及两伊战争、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现实问题、伊斯兰教各教派间的内部分歧、伊斯兰教与其他宗教间的矛盾及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的批判、“性别”、“流亡”、“生态”等话题，以及以现实主义眼光聚焦战争对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造成的破坏。他最后总结道：战争题材作品并非单纯地呈现某种战争现象或是某个特定的战争，而是通过艺术手法多维度、多层次地揭露战争本质，体察个体在战争中的处境与感悟，探索与挖掘有益于人类社会进步的启示。
第二个发言的是四川外国语大学东方语学院研究生曹政，他发言的题目是“补偿机制视角下的《红楼梦》阿拉伯语人名翻译研究”。他首先对《红楼梦》作品进行简要介绍，随后对两个翻译路径音译法和意译法进行了分析，提出音译法可以将小说人物姓名音形符号化，高效快速交代人物姓名，减少中阿文化差异带来的阅读障碍，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阅读难度，但是也具有阻碍情节发展、不利于塑造人物形象、无法体现语境等劣势。而意译法不仅可以体现基本信息，也能传递更多的层次信息。根据奈达的观点，任何两种语言中都不可能存在意义完全相同的两个词，人名意译的翻译策略无法实现绝对化的等值翻译。因此他认为可尝试意译法为主、音译法为辅的翻译策略，从而体现作品中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
第三个发言的是外文局《今日中国》前主编王复，题为“巴林当代诗歌”。她首先介绍了巴林的新诗歌情况：它的出现时间约在20世纪四十年代，有年轻人开始进行诗歌创作尝试，充满丰富人文内容和良好的诗歌表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中，深受解放思想、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影响，诗歌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诗人在诗歌创作技巧和贡献方面有所差异，但均怀有深厚的感情，致力于真诚有益的实践，总体而言都有优秀诗歌的艺术要素。这个时代巴林诗人由于饱受现实生活的折磨，诗歌的内容主要围绕客居异乡，表现出焦虑、彷徨、希望、遗失、死亡的情感，表现出对充满正义、没有痛苦的理想社会的向往。诗歌作品多表达对祖国热爱，人道主义的坚守，对社会的关心以及对未来的展望。她同时提到新诗歌的内容除了涉及社会，也保留巴林诗歌原有的自我之声，包括抒情诗、哲理诗、描状诗等，多表达思乡和爱国之情。
第四个发言的是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博士研究生袁明辉，题目为《埃及当代小说与开罗城市发展的互动》。他首先介绍了当代开罗城市发展历程，包括开罗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以及近代开罗城市格局的变迁。随后，他从埃及小说与开罗城市发展的关系、开罗的现代化进程对小说的影响、开罗的城市分区、书写开罗的小说及特点四个方面阐述了当代埃及小说与开罗城市发展的互动。指出开罗城市的发展其实就是近代埃及社会发展的缩影，而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更加深刻地挖掘了开罗不同城区的社会文化特征，也见证了开罗城市化的总体走向，而如今的开罗出现的第三城市则是城市化无序发展的产物，作家对于第三城市的书写隐喻了严酷的社会现实，国家权威压制着人民，人民的生活得不到基本保障。随着开罗城市化的无序发展，90年代以来的新锐作家对于开罗的书写也随之发生变化，他们不再像马哈福兹那样以微观的街道和胡同着眼，而是着重通过个体的迷失来表达城市的困境，他们也摈弃了传统小说的中心思想，使情节破碎化，从而映射城市发展的破碎化，这也体现了新时代埃及文学发展的新走向。

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仲跻昆教授、总参二部曹彭龄武官也应邀上台进行发言，对阿拉伯文学研究界的学者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两位老前辈提出：阿拉伯文学研究会成立30年以来，中国和阿拉伯文学、文化的交流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应该相互交融，除了重视文学的翻译，更应该加大对阿拉伯世界的研究，并且将这种研究扩展到社会当中去，要将阿拉伯学作为今后研究的重要对象，在此同时，希望大家可以用自己的笔写出自己的观点，将其放入到阿拉伯学之中，希望年轻的学者们“走出去”，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文/张馨元、王君  图/孔雀）